台湾南部小镇上，有个女子乐队，每天为婚丧嫁娶演奏，收入甚微。队员桂枝貌美聪慧，因家境贫困，到乐队吹奏乐器。乐队队长老猴子暗恋着她。乐队老板娘的侄子阿郎，长得英俊潇洒，不务正业，被不少女人追逐。他常到乐队与女队员厮混。老板娘不喜欢他，桂枝也瞧不起他。一次，桂枝看到阿郎为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将一个女人送给他的汽车和衣物退还，遂改变了对阿郎的看法，两人开始恋爱而且有了孩子。但终因阿郎的不负责任，桂枝在伤心之余只好答应五十多岁的老猴子的求婚。老猴子为桂枝还清其父母借老板娘两万余元的债务。不料一次桂枝偶遇阿郎，又重新燃起恋情，两人相偕到高雄谋生。阿郎开始洗心革面，力图负起养家的责任，但苦于无—技之长。为了糊口，他摆起了西瓜摊，却被取缔。一气之下，他把西瓜摊砸个稀烂。几经波折，婚姻陷于绝境。最后他找到一份驾驶货车运猪的工作，日夜冒着生命危险开车赚钱。桂枝担心他的生命安全，以离开他作威胁，要他辞掉运猪的工作。阿郎不肯。桂枝坐火车上台北的那一晚，目睹阿郎驾驶运猪车欲超越火车而在车祸中丧生的惨景，痛不欲生。

张东郎、大哥（刘青云饰）是出狱的浪子，希望找一个家；年轻的寡妇小雪（黄卓玲饰）是打理丈夫留下来的国际饭店，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一所残破的旅馆、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纠集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大哥来住店，脾气恶劣并殴打了出租车司机，因此与肥九结下怨仇，可谓江湖恶习，新生无从。大哥没有钱，因而交不出房租，只好在小雪家打打零工，对母子两人的感情愈来愈深。大哥我行我素，不懂体恤；寡母无私付出。大哥为孩子对付澳门恶警，寡妇小雪认为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大哥又陷于前妻和寡母的三人纠缠关系中，最终抛下过去，适应新环境，开始新的人生。

古意（陈松勇 饰）、郭天和明郎（江宏恩 饰）三人是情同手足的死党，彼此之间关系十分要好。然而，明郎误入歧途和黑道产生了瓜葛，身为警察的古意和郭天不得不同昔日好友兵戎相见。走投无路之际，明郎将自己刚刚出世的孩子托付给了古意照顾，之后跌落了山崖。 在古意的悉心照料下，明郎的孩子渐渐长大，古意为其取名为阿郎（江宏恩 饰），以纪念他的父亲。静华（徐敏 饰）是郭天的女儿，一次偶然中，她在就职的学校里同阿郎相遇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这让同样喜欢着静华的阿郎的弟弟宗胜（刘至翰 饰）感到十分不是滋味。

孤儿吴明郎（陈震雷）机缘巧合之下被企业家王天佑收为义子。王天佑不仅供他完成大学学业，还重用他，让他成为事业上的得力助手，随后派他前往华成公司从基层做起，以了解公司的整体作业流程。秉性善良的吴明郎，虽被洪大成任命为工厂管理员，却不觉得委屈，还深入了解基层作业员的苦闷与苦难，其中丘素琴（李依珠）的遭遇格外令人同情。 丘素琴原本有个温暖的家，不幸丈夫病逝，留下儿子（小彬彬）。为谋生，她将儿子寄养在姐姐（李黛玲）家，还谎称自己住单身女作业员宿舍以减少开支。吴明郎表面是管理员，实则暗中调查工厂弊端，他常为员工权益争取，因此得罪课长庄重。在工作交往中，吴明郎与丘素琴互生爱慕之情。后来得知丘素琴是王天佑死去独子的妻子，加上廖立芳（丁晓慧）爱慕虚荣、不择手段陷害同事，康雅竹面临婚姻困扰，使得情节错综复杂、高潮迭起。

穷山村有个小伙叫阿郎，带着女友前往大城市闯荡，他四处奔波，多日寻找工作却始终无果，在迷茫与无助之中，他染上了赌瘾无法自拔，欠下了一屁股的债。阿梅多次劝说无果，便留下一封信，独自回到了山村。阿郎读完信后犹如醍醐灌顶，终于幡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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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双胞胎兄弟刘金虎、刘金鹏先后离开家乡从福建鼓浪屿迁移到台湾，投靠运输大亨白海生，展开了一段爱恨情仇的故事。个性莽撞的哥哥刘金虎娶了白海生的女儿白玉凤，并将全部的生命奉献在商场上，最后还是走上绝路；温文儒雅的弟弟刘金鹏不忍哥哥花了毕生心血抢拼来的事业前功尽弃，而愿意扮演哥哥金虎身份过一生。在事业上金鹏继续从事海上运输事业，立志实现两岸通航；但在感情上金鹏却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嫂嫂玉凤及侄子明郎。二十年后，金鹏将明朗扶养成人，明朗天性聪明可也养成了公子哥习气，并爱上了金虎的死对头周勇的女儿素卿。明朗在白建雄（白玉凤的哥哥）的挑拨下，和金鹏反目离家出走。最终，他秉持永不放弃的「阿郎」精神，解开了上一代的恩怨，也帮助金鹏一起实现了通航的愿望。

在禁止聚集安葬逝者的时期，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祖父被一片海洋分隔两地，但女孩想出了一种向他道别的方式。

近未来，由于核电站爆炸，日本国土大半笼罩在重度核辐射的威胁之下。危急关头，日本政府被迫作出“弃国宣言”。与之相对，国际社会迅速制定了联合避难计划，日本国民按照名单的先后次序相继逃亡海外。作为难民的谭雅名次比较靠后，可她的身体情况又十分糟糕。在她的身边，童年时代的知心好友列欧娜也被留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人们一个一个地减少，而两位好友也迎来了说再见的时刻……

一位維權女律師公然抨擊政權盲目鎮壓伊朗民間團體，換來律師牌照被吊銷，而她的記者丈夫也被迫逃匿。前路茫茫，她唯有設法逃離伊朗，但要獨自應付重重困難，既有官僚制度的欺壓，亦有針對女性的社會不公。導演借女主角的故事來比喻自己被政府打壓的遭遇，所以本片的拍攝過程只能低調進行。導演身兼監製及編劇，在這樣不利的環境下仍有膽量去批判現今伊朗社會。雖然在康城影展一種關注單元中勇奪導演大獎，但卻因其敢言作風而被禁止離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