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入资料110余篇，包括与广州农讲所有直接关系的国共两党会议记录、文件、报告、报刊文章等。

本书依据广东农运的发展线索，主要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重新观察广东农运的兴起、发展、高涨、挫折、低落、失败的全过程。凡已有较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理情况等），则从略；凡人所共知而又排谈不可的问题（如广东省第一、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等），则从与国民党关系的视角，重新评述；凡涉及国共两党对广东农运的种种分歧与磨擦，均力求客观公正地介绍；凡重要事件，尽可能提供原始史料，以便让史实来说话，以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因此，本书既不是全面地论述广东农民运动（如作为农运社会背景的广东农村经济政治状况不再泛泛地论及），又不同于一般以中共为主体的农民运动史（对中共如何进行农民运动亦不具体论及），这是需要预先说明的。

本书依据广东农运的发展线索，主要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重新观察广东农运的兴起、发展、高涨、挫折、低落、失败的全过程。凡已有较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理情况等），则从略；凡人所共知而又排谈不可的问题（如广东省第一、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等），则从与国民党关系的视角，重新评述；凡涉及国共两党对广东农运的种种分歧与磨擦，均力求客观公正地介绍；凡重要事件，尽可能提供原始史料，以便让史实来说话，以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因此，本书既不是全面地论述广东农民运动（如作为农运社会背景的广东农村经济政治状况不再泛泛地论及），又不同于一般以中共为主体的农民运动史（对中共如何进行农民运动亦不具体论及），这是需要预先说明的。

本书是研究1920年代大革命背景下商民运动的史学专著。作者从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大背景，考察商民运动发端的原因，并分析商民运动在初期滞后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缘由。其次，选取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四个地区，对商民运动的起步、扩展、兴盛、余波以及结束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再次，对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以及店员总会、商民协会、商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商民运动时期的劳资关系，国民党相关政策的变化与影响，也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作者注重与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学术对话，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尽量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到客观求实，不预设立场与结论，完全以史料为立论之依据。

本书是研究1920年代大革命背景下商民运动的史学专著。作者从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大背景，考察商民运动发端的原因，并分析商民运动在初期滞后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缘由。其次，选取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四个地区，对商民运动的起步、扩展、兴盛、余波以及结束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再次，对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以及店员总会、商民协会、商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商民运动时期的劳资关系，国民党相关政策的变化与影响，也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作者注重与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学术对话，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尽量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到客观求实，不预设立场与结论，完全以史料为立论之依据。

【前　　言】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这里，林木葱笼，河流清澈；山间鸟道，起伏萦回；川上樯帆，往来穿织。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钟秀之地，曾经孕育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它不仅被誉为“文献之国”，而且又为商贾之乡。明朝人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展开全部)

【前　　言】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这里，林木葱笼，河流清澈；山间鸟道，起伏萦回；川上樯帆，往来穿织。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钟秀之地，曾经孕育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它不仅被誉为“文献之国”，而且又为商贾之乡。明朝人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展开全部)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京剧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大贤”和“梅、尚、程、苟四大名旦”，“余、言、高、马前四大须生，马、谭、杨、奚后四大须生”为代表的艺术名家竞相崛起，群星灿烂，彪炳菊坛。与此同时出版了大量刊载京剧资料的报刊杂志，《立言书刊》即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所载多为第一手资料，洵足珍贵，可读性强，对当今研究京剧历颇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