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司法档案、讼师秘本、正史传记、公案文学、官箴书和回忆录这些基本史料不但构成司法裁判蕴含的情感、心态、意识和想像的一套话语，以及司法裁判的 “文化实践”的一种表达，而且也是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包括司法秩序）的重要方法。借鉴最近数十年来在欧美学术界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的新文化社会史关于“表达”（representation）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上述史料的解读，本书试图挖掘明清时期司法裁判的“表达与实践”的精神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提升明清时期司法模式的类型特征。 本书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 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展开全部)

《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司法实践具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双重特征。

自太史公开创了修史之轨辙后，在中华帝国的正史编撰传统中，有那么一类官员成为帝国官僚所要仿效追慕的榜样，他们恪守官箴，事君以忠，牧民以爱，他们即可称作“循吏”。能够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循吏，无疑是帝制中国模范官僚的代表。传统中国具有“家国同构”的泛伦理制度和泛道德政治，以循吏为代表的司法官员群体是礼法制度的赞同者与司法实践的操作者，从而在礼法制度与司法实践之间起到了桥梁或媒介的作用，是发掘和理解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司法裁判独特意蕴的关键。 本书从三个维度展开了翔实的讨论：考述传统中国循吏的历史源流，分析循吏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与文化氛围，解读循吏司法的独特风格。据此，作者向我们精彩地展现了三种相互关联的类型建构：“情感本体”的文化类型，践行“爱民情感”的官僚类型，以及“情法兼顾”的司法类型。可以这么说，明清时期以循吏为代表的司法官员群体，其司法裁判...(展开全部)

《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司法实践具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双重特征。

明清时期的司法档案、讼师秘本、正史传记、公案文学、官箴书和回忆录这些基本史料不但构成司法裁判蕴含的情感、心态、意识和想像的一套话语，以及司法裁判的 “文化实践”的一种表达，而且也是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包括司法秩序）的重要方法。借鉴最近数十年来在欧美学术界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的新文化社会史关于“表达”（representation）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上述史料的解读，本书试图挖掘明清时期司法裁判的“表达与实践”的精神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与提升明清时期司法模式的类型特征。 本书分析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情感表达的文化意义，建构了其心态模式，并对司法文书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 书中以清代“名幕良吏”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为个案，分析了其“情法兼顾”的司法风格，将其与传统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审美秩序”的理念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展开全部)

传统中国的司法理想，可概括为“无讼”社会。对于“鼠牙雀角” 的词讼案件，州县牧令往往不愿轻易受理；为了实现“耸动”官府的意图，诉讼两造就采取“将小事闹大”的修辞技巧和行动策略。明清中国的司法构造，具有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适用于徒罪以上案件的审转程序，*能体现这一特征。审转程序，兼具慎重刑名与控制官员的双重功能。无论笞杖案件抑或徒刑以上案件，鉴于“过得乡场，过得官场”以及“摆平理顺，案结事了”的政治考量，在援引裁判规范时，司法官员大多以“情法两尽”为上佳选择。

本书是一部讨论明清时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著作。 　　本书能够在史料与理论以及宏观与微观上较好地揭示明清司法的独特意蕴，准确地描绘明清司法的历史镜像。 　　本书代序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一文，旨在反思百余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就本文的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借用了新文化史的叙事策略。在“罪与罚：包公故事的法律文化研究”中，通过辨析包公故事中的法律适用，作者发现其中的许多案件的裁判结果与明清时期的律例规定颇为吻合。

传统中国的司法理想，可概括为“无讼”社会。对于“鼠牙雀角” 的词讼案件，州县牧令往往不愿轻易受理；为了实现“耸动”官府的意图，诉讼两造就采取“将小事闹大”的修辞技巧和行动策略。明清中国的司法构造，具有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适用于徒罪以上案件的审转程序，*能体现这一特征。审转程序，兼具慎重刑名与控制官员的双重功能。无论笞杖案件抑或徒刑以上案件，鉴于“过得乡场，过得官场”以及“摆平理顺，案结事了”的政治考量，在援引裁判规范时，司法官员大多以“情法两尽”为上佳选择。

本书是一部讨论明清时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著作。 　　本书能够在史料与理论以及宏观与微观上较好地揭示明清司法的独特意蕴，准确地描绘明清司法的历史镜像。 　　本书代序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一文，旨在反思百余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就本文的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借用了新文化史的叙事策略。在“罪与罚：包公故事的法律文化研究”中，通过辨析包公故事中的法律适用，作者发现其中的许多案件的裁判结果与明清时期的律例规定颇为吻合。

本卷以知识分子的内涵为切入点，对明清知识分子的构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明清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知识分子的构成部分，将非主流知识分子纳入其中，比如宗教界中的知识人、少数民族知识人以及包括青楼艺妓和居家贤德的知识女性纳入其中；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及出路部分，对各类知识分子的知识养成、他们的出路、收入、生存状态等进行了多方位论述；在明清知识分子的作用及社会地位部分，大致以王朝前期、中期、后期入手，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进行了论述。认为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及影响成反比关系，即此消彼长，你强我弱。在最后的附论部分，特别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即降清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认为他们的归降对明末清初的政局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