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策划了一套出土文献方面的专著，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史，尤其是先秦史，拓展了相关论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策划了一套出土文献方面的专著，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史，尤其是先秦史，拓展了相关论题的研究。

本书收录了《宜侯矢簋铭文集释》、《大盂鼎铭文集释》、《小盂鼎铭文集释》三篇，是西周康王时代最重要的三篇铭文资料的汇释，分“说明”、“释文”、“集释”、“参考文献”四部分。“说明”中资料比较丰富，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引用诸家原文分类编排，分发现、流传、内容、价值、断代等等。

本书收录了《宜侯矢簋铭文集释》、《大盂鼎铭文集释》、《小盂鼎铭文集释》三篇，是西周康王时代最重要的三篇铭文资料的汇释，分“说明”、“释文”、“集释”、“参考文献”四部分。“说明”中资料比较丰富，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引用诸家原文分类编排，分发现、流传、内容、价值、断代等等。

本书所收文章，是我在1977年至1992年间完成的，是我的早期著作。时间虽过去十三年，但书中的不少基本观点，已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是可以立足的。例如，关于“妇好”姓氏问题，文章指出，“妇好”非“子”姓，“妇好”乃“子方”之女；关于殷人姓氏问题，文章指出，殷人非“子”姓，而是“妃”姓。殷人姓氏问题，在1991年出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再次得到了证实，已成定案。”关于殷代金文中的“亚”形问题，文章指出“亚”是一种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尽管目前学界对“亚”字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对铭文族徽中的“亚”形，认为是代表武职官名，渐成共识。再如铭文族徽中的“戈”字，文章指出是代表夏部遣民后裔氏族，这也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认可。所有这些，都使笔者感到欣慰。

晋国青铜器是两周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深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晋侯墓地所出铭文上，由于所出铜器铭文的复杂性，以致对关键问题的认识尚存较大分歧，如晋侯名号与《史记》的对应，更是众说纷纭。同时，由于晋国青铜器铭文与史实联系较为紧密，如叔夨鼎、公簋、晋侯苏编钟等一批重要铭文，涉及诸多晋国史和西周史的关键问题，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论，目前多数问题尚未解决。目前，研究多局限在单篇铜器铭文的考释上，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尚未出现，因此很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梳理晋国青铜器铭文。吴毅强著的《晋铜器铭文研究》以晋国青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晋侯墓地进行综合考察，确定各组墓主的身份与年代；其次对青铜器铭文进行编年释义，并就其涉及的晋国史及西周史相关重要问题进行探讨。该成果有不少作者自己的创见和发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書是“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之一種，是最近十年來有關戰國銘文研究成果的匯集，內容涉及戰國文字的分域理論研究、諸系銘文的釋讀及相關史地、制度等問題。在戰國銘文的分域研究方面，除了探討戰國文字在字形寫法（包括結構）及用字上存在的較爲普遍的地區性差异之外，重點討論了當時各國各系內部也存在的“文字异形”現象，並作了系統地考察和梳理。在戰國文字的區系研究方面，則分齊魯文字、三晋文字、楚系文字、燕文字，對相關疑難銘文的釋讀及其相關歷史、地理、制度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本书所收文章，是我在1977年至1992年间完成的，是我的早期著作。时间虽过去十三年，但书中的不少基本观点，已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是可以立足的。例如，关于“妇好”姓氏问题，文章指出，“妇好”非“子”姓，“妇好”乃“子方”之女；关于殷人姓氏问题，文章指出，殷人非“子”姓，而是“妃”姓。殷人姓氏问题，在1991年出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再次得到了证实，已成定案。”关于殷代金文中的“亚”形问题，文章指出“亚”是一种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尽管目前学界对“亚”字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对铭文族徽中的“亚”形，认为是代表武职官名，渐成共识。再如铭文族徽中的“戈”字，文章指出是代表夏部遣民后裔氏族，这也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认可。所有这些，都使笔者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