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原”位于隋大兴、唐长安城的西南郊，距唐长安城遗址约8公里，地势高亢轩敞，南枕秦岭、北望长安，是隋唐时期长安城内居民理想的身后之所，故隋唐时期的各类墓葬分布十分密集。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校园区、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等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纷纷落户长安区。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一带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为期六年（2001～2007）的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共发掘隋唐墓葬约600座，发现各类文物超过6000件，取得了大批珍贵的考古发掘资料，丰富了隋唐考古的研究领域。隋唐时期的墓志资料在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墓志数量为110种（含砖志）211石，其中仅存志盖者4种4石，无盖者5种5石，余101种皆志、盖并存；又砖志8种，其中墨书3种、朱书1种，余4种为镌刻。时间跨度自隋开皇三年（583）一直到中...(展开全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的《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近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刊布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1年至2006年在高阳原隋唐墓地发掘出土的113种墓志，是该院编著第一部墓志类图书。该书的整理与研究获得“陕西省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专项资金资助”，出版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立项资助”。 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一带，隋唐时代称为“高阳原”，是长安城南的主要居民墓葬区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1年至2006年在该区域连续发掘隋唐墓葬800余座，出土文物上万件，是隋唐京畿地区墓葬的一次集中的重要考古发掘。出土的一百余种墓志，涵盖了自隋开皇三年（583）至唐咸通十二年（871）前后延续长达289年的历史时期。志主中既有郡王、尚书、将军等达官显贵，也有县令、处士等下级官吏和平民；既有韦氏、李氏等中土著姓，也有柔然、粟特等外族或其后裔，具有很高的...(展开全部)

石刻语料“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系统科学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十分繁重”。本书尝试在墓志精细研究背景下，做出一定程度综合探讨。如对比南北朝墓志用词，总结出隋唐墓志的消亡婉词93个，唐墓志新出婉词35例。又，利用隋唐墓志双音词语料，将相关辞书中21个词语的首出例证有所提前，并对其中14个缺失义项和四类词例进行补充。同时通过集中关注占隋唐墓志总量四分之一的隋唐女性墓志文，初步说明中古与近代之初女性墓志的用语差异。另，适应汉语语篇特点，首次以出土文献为语料，归纳出中古墓志语篇衔接的四个因素。本书的硏究，方法上综合语言各要素探索墓志语料价值。内容上，婉辞反映了婚丧等礼俗变迁及评判用语的结构方式；有助于相关工具书的完善；涉及墓志行文所载唐人文献、墓志引经词语等，也是对墓志材料本体研究角度的扩展。

长安新出墓志 碑刻贮藏着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如果说碑刻犹如刻在石头上的史书，那么墓志碑刻的纪念性则如凝固在岩石上的精魂。碑志还标识着一个区域的文化高度，有着地缘的因素，似乎是一部地方史的文字备忘录，它是用生命书写的史章，镌刻在冰冷坚硬的石头上。 在长安这块中国古代隋唐文明养分浸染最深的土地上，出土了众多的石刻史料，当人们沉思凝视着一块块墓志碑刻，仿佛回望着古人的精神家园，重温起那些风云起伏的历史岁月。古代京畿内的长安县“地沃物丰”，为“京师衣食之地”，物质基础和地理形势决定了这里是“膏腴之地”、“上富雄地”，从皇家贵族到达官贵人、从士子胥吏到禁军武士，从高僧大德到女尼道冠，都在这里生活过、游览过，数千年的沧桑经历见证了多少王朝的人文变迁。面对终南山麓，眼底翠绿遍地，尤其是佛寺道观众多，被誉为风水宝地，他们把长安作为自己最终归宿处，纷纷买...(展开全部)

“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逃避也不可否认的规律，对于已逝世来人、长辈，我们能做的最多的也只是为其立碑叙志了，对于墓与碑，古来有之，其哀文墓志更多是催人泪下，唤人感伤，思念的文字更可以说是感情与文学的集萃，一行行字里有情，情里有文…… 　　本集共收集了隋唐两朝皇亲国戚，有两朝达官贵人的，有嫔妃宫女的墓志，也有普通老百姓的，也有身份极其卑微的下人丫头的，此集了共收的百伤墓志不仅纪悼的人地位不同，在各个墓志的写法上也各有所异，有沉痛哀悼的，有叙其平身记事的，有歌其功绩的，有鸣哀不平的从这些墓志上可以了解所悼念念人的平生事迹，也可以墓志中学到古人的文风笔风及古文世事。

《隋唐墓志书迹研究》试图从书法史学和书法艺术审美的角度对隋唐墓志进行审视，把墓志书迹置于书法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作为隋唐书法史的专题，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开展研究，从而确定墓志书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隋唐书法的历史面貌，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深化对书法史的研究。通过挖掘墓志书迹遗产，宏扬传统的书法艺术。 我们对五千余方隋唐墓志书迹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分类筛选，从中选择了隋唐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墓志书迹二百余方分别加以介绍与赏评，理出墓志书迹的发展脉络，探寻其发展轨迹。为避免陷入简单赏评的肤浅层面，在考察中把墓志书迹置于隋唐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与整个唐代书法的历史相联系，把左右时代书风的名家书法与民间书法结合起来，在相互比照中探讨墓志书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墓志书迹的书法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对墓志书迹的考察和研究，充实书法史...(展开全部)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从现代考古学的视角，以单件器物图、器物局部特写(如花纹、铭文、工艺细节)、器物组合图等形式，配合以准确的文字说明，向学术界提供具有详细考古背景资料的商代器物信息。这是对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殷墟遗址核心价值的有力宣传，对于考古工作者和广大文物爱好者都是极大的喜讯。 这是一部顺应潮流、响应时代召唤的产物，它的出版，将为商代考古，乃至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呈献在您面前的这本汇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精），是体现饶先生近几年最新的思路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想，为求完善，全部论文都经过了重新校勘，并增补注释，基本上汇集了饶先生近年来对各地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研究。 　　近二十年来，随着地下简帛佚籍不断发现，尤其是近年郭店、上博三批楚简和豳公盨铭文公布，对史学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学术的研究，一改我们以往对中国古史的景观。正视历史的真实原貌，重新评估先秦学术史，也可以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走出颖古时代的前提是需要重建古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饶先生远见识地提出：探索一个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

這是一本關於「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國際研討會的會後論文集﹐距離會議已經兩年餘﹐當時會議由台灣大學哲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輔仁大學文學院、東吳大學哲學系共同主辦。會議的宗旨是有鑑於出土文獻對學術的影響﹐希望藉著哲學與中文思想界的詮釋與理解﹐重新建構先秦哲學的脈絡。這種重構﹐基本上是藉著學者之所論﹐反映一種潮流與趨勢﹐提供讀者一種思維的新方向、新論題﹐以及在學術中關於孔孟與老莊之間的哲學、思想史或文字、音韻之認識﹐有補足與擴建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