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一、二、三、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2009）、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2010）、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展开全部)

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批判且赏识地检视现行的文化史模式，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具体例子则是关于当前进行中的新类型研究。

這是一本行道後進為該行開山祖師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祝賀的論文集。負責編集的正是聲名如日中天，且擔任今年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林‧亨特。 本書分成前後兩部分：「第一部」批判且又賞識地檢視現行的文化史模式；「第二部」所描述的具體例子則是關於當前進行中的新類型研究。在這些篇幅裡，讀者幾乎看不到有關社會學式的理論化，因為新文化史已將社會學理論從歷史研究中剔除。現在，取代社會學而具影響力的學科是人類學和文學理論。亦即從事新文化史工作的學者優先選擇文學批評和人類學為其盟友；新文化史學者的史學作品也強烈透露出「敘述史學」的寫作傾向。 因此，對歷史學、人類學和文學有興趣的人當然不能錯過這本書！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批判且赏识地检视现行的文化史模式，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具体例子则是关于当前进行中的新类型研究。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和意義的重要，不應太側重於衡量當時知識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應正視他們能無所回避、勇於揭露要中國擺脫厄運、走向現代化所必須面對的全盤問題。只有到此地步，中國人對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徹底的認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是近代中國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近代主義者」。深重的民族危機的歷史環境與適逢其會的歷史上僅見的教育背景，賦予這一代「近代主義者」強烈的歷史性格。從這些歷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豐富內容和意義。 作者並用力於，就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從人脈關係、政治活動、思想文化和社會思潮幾個方面，梳理其間發展的脈絡，以見前後兩個歷史運動相承的條理，對兩個運動提出新見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被视为或自视为是推动历史的先驱力量，相信五四运动于知识界仍然有历久常新的魅力。不过笔者却认为，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知识界能发挥了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二十世纪初头的三十年间，这期间也正是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长的时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展开全部)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修订版） 陈万雄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3 ISBN：9787108060754 定价：42.00元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