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動亂抹去的悲慟歷史，一群被歷史遺忘的台灣青年。 在那個動亂時代，許多人從中國來到台灣， 但是，卻有另一群人是從台灣出發前往中國， 從此與親人故土別離一甲子…… 他們是一九四六年台灣最優秀的一群青年，滿懷著理想與使命， 肩負著建設新台灣的美好願景，前往神州大地的名校就讀。 原本想要衣錦還鄉，然而，等在他們眼前的， 卻是和他們一心所繫的親人與故鄉，從此別離…… 而這些，都是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 永遠無法體會的流亡，與漂泊。 一九四六年，即台灣光復隔年，為了促進台灣本地的高等教育發展，以及盡快與分裂五十年的祖國重新融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舉辦了一場考試，錄取一百名台灣青年，以公費方式派遣至大陸各大名校就讀。他們是台灣史上首批由政府特意栽培的知識份子，而這也是兩岸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官方交流活動。 然而，這群公費生「登陸」後，迎接他們的，卻是日...(展开全部)

本書作者利用現藏於中國香港、英國、日本等地檔案、以及作者私人蒐集多年的各種原始史料，從不同角度剖析各方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戰略、備戰過程、作戰經過，並回顧香港政府民防工作的細節 ，在香港和東亞歷史背景下從新討論1941年香港戰役，並由此提供對二次大戰軍事史以及二十世紀初香港政治與社會歷史的觀察。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我”重温那段历史，采访了“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记录了这场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灾难。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十九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剧本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河南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经典小说与经典电影的天作之合《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 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 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蔣介石日記（1917 ~ 1972）自2006年開始，已於美國胡佛研究院陸續公開，全球學者專家紛往審閱、研讀，掀起一波波蔣介石研究的熱潮。而1945年到1949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翻天覆地巨變的五年，這段期間的日記，更受矚目。 親歷這五年巨變的郝柏村，1949年後，歷任中華民國參謀總長、國防部長。並曾於1965年到1971年間，擔任總統府侍衛長，親炙蔣介石多年。近年來，幾個問題常在他心中盤旋：為何國民政府要接受雅爾達密約？馬歇爾調停國共紛爭為什麼會失敗？為什麼堅持動員戡亂？為什麼國軍在軍事戰略上，始終犯同樣的錯誤而不知調整？ 向歷史提問後的反饋，以及對公開日記史料的深掘，促成郝柏村以四年的時間，寫下近二十萬字「解讀」蔣介石日記的外交與軍事紀錄，將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五年的軍事與談判失敗過程，對比當年的沙場經歷，以及與日記所及人物的互動、軍事外交的見解等...(展开全部)

《父亲的1942》讲述了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原腹地河南闹了大饥荒，陪都重庆遭了轰炸，而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支学生军远赴滇缅战场。父亲本来是个富家子弟，抗战时期，他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明哲保身远离战场，但他还是投笔从戎，把自己从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1942年，父亲与十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支学生军，奔赴印缅战场。 父亲说：打仗不是演戏，死神大手一挥，成千上万的生命灰飞烟灭，何来雄壮而言！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前没有勋章，甚至由此在建国后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挫折磨难…… 事实上，所有为拯救民族而浴血奋战的军人都不会被遗忘，因为历史已经把功绩、褒奖、颂扬和荣誉铸成一枚巨大的军功章，镌刻在他们的生命里程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