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動亂抹去的悲慟歷史，一群被歷史遺忘的台灣青年。 在那個動亂時代，許多人從中國來到台灣， 但是，卻有另一群人是從台灣出發前往中國， 從此與親人故土別離一甲子…… 他們是一九四六年台灣最優秀的一群青年，滿懷著理想與使命， 肩負著建設新台灣的美好願景，前往神州大地的名校就讀。 原本想要衣錦還鄉，然而，等在他們眼前的， 卻是和他們一心所繫的親人與故鄉，從此別離…… 而這些，都是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 永遠無法體會的流亡，與漂泊。 一九四六年，即台灣光復隔年，為了促進台灣本地的高等教育發展，以及盡快與分裂五十年的祖國重新融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舉辦了一場考試，錄取一百名台灣青年，以公費方式派遣至大陸各大名校就讀。他們是台灣史上首批由政府特意栽培的知識份子，而這也是兩岸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官方交流活動。 然而，這群公費生「登陸」後，迎接他們的，卻是日...(展开全部)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人夜不能寐。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便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徒与跋涉，抗战胜利手，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也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展开全部)

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本书是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史会的心血之作，它在收集大量原始资料文献和历史图片的基础上，集中紧凑地呈现了这所战时流亡名校的漂泊历程。关心西南联大校史以及中国大学史的人士不可不读。

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本书是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史会的心血之作，它在收集大量原始资料文献和历史图片的基础上，集中紧凑地呈现了这所战时流亡名校的漂泊历程。关心西南联大校史以及中国大学史的人士不可不读。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经典小说与经典电影的天作之合《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 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 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我”重温那段历史，采访了“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记录了这场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灾难。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十九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剧本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河南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