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前，地球上大部分土地要么归传统社会共有，要么属于君主或教会。工业革命使这种土地所有制模式成为历史，旧有的生活方式随之消失。私有产权观念的发展，使得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发生巨变。土地制度这种最具创造性同时也最具破坏性的文化力量从何而来？ 土地私有权的观念促进了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发展。有些地区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则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本书通过丰富的案例，详细的史料，清晰地记述了世界各国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

本册系《傅衣凌著作集》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傅衣凌先生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迟滞问题，曾着力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经济结构探讨社会变革和动乱，从阶级结构、阶级斗争说明它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一书，便是傅先生在这方面努力尝试的一个结果。

陈宝泉（一八七四年——一九三七年），字筱庄、小庄、肖庄，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人，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爱国者和拓荒者。从书刊编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直隶学校司、清廷学部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厅，他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教育家，服务于教育界近四十年，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宝泉（一八七四年——一九三七年），字筱庄、小庄、肖庄，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人，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爱国者和拓荒者。从书刊编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直隶学校司、清廷学部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厅，他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教育家，服务于教育界近四十年，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元代法制变迁研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1.《至正条·条》考释。《至正条》是新发现的史料，虽然韩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文字整理，但韩国学者对其整理、校注，主要参考《通制条》。在二文献不一致时，大多依《通制条》校《至正条》。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现存《通制条》是明初墨写本，《至正条》是元刊本。《至正条》的准确性要高于《通制条》。二者不一致之处，在无其他史料参证的情况下，以《至正条》为准，错误率要少一些。换个角度说，如果再度审视现存有关《通制条》整理成果时，《至正条》中的文字表达，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元刊本《至正条》本身有讹误之处，韩校本和有关学者已经做了某些校正，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对《至正条·条》做进一步的文献整理工作。2.元条与法律体系。本部分主要研究《至正条·条》的篇目，以及其与前代令典关系。唐宋令可以分为唐令谱系和宋令谱系，其分界点...(展开全部)

本书尝试跳脱传统五礼(吉、凶、宾、军、嘉)架构论述模式，并不试图面面俱到却失之静止地考察北魏五礼，而是在描摹出礼制两祭典(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与三核心(西郊、南北郊和丘方泽)为基准的宏观图景前提下，采用以点连线的方式，依次选取四个在时段上有所牵连的，关涉拓跋原始礼制与华夏典制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礼制之“点”羽真、神部、棤田方位与九锡，深入挖掘点的意蕴，明晰其背后的政治经学关节，而后以线连接，勾勒出礼制演变的脉络，并揭示脉络下显隐的礼制抉取标准。

本书尝试跳脱传统五礼(吉、凶、宾、军、嘉)架构论述模式，并不试图面面俱到却失之静止地考察北魏五礼，而是在描摹出礼制两祭典(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与三核心(西郊、南北郊和丘方泽)为基准的宏观图景前提下，采用以点连线的方式，依次选取四个在时段上有所牵连的，关涉拓跋原始礼制与华夏典制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礼制之“点”羽真、神部、棤田方位与九锡，深入挖掘点的意蕴，明晰其背后的政治经学关节，而后以线连接，勾勒出礼制演变的脉络，并揭示脉络下显隐的礼制抉取标准。

岑仲勉（1886—1961），名铭恕，字仲勉。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和中外交通史等领域有卓越贡献。学术界公认，“在近代百年唐史研究史上，唯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 1886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十八岁入两广大学堂，学习经史之学。1920年担任广州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因主办校刊《圣心》与陈垣建立通信，其研究水平为陈垣激赏，陈垣遂向傅斯年推荐他到当时文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力从事学术研究。1934年起担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直到1937年方下定决心入史语所。后因抗战全面爆发，岑仲勉先生随史语所辗转于长沙、昆明、重庆、宜宾等地。1948年后长期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总计超过一千万字，代表作品有《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展开全部)

《黄河变迁史》是一部探究黄河三千年变迁史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岑仲勉先生做学问应该对世事有所补益的经世致用思想。 岑仲勉先生由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问题切入，上溯到《尚书·禹贡》《史记·河渠书》《水经注》，尝试认清上古黄河的真相。在广泛搜集历朝史志中关于黄河的史料、并参考私家著述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梳理和辨析，基本弄清了历史上关于黄河的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黄河“重源说”的缘起、经过以及如何被打破，《禹贡》是什么时代写成的，殷商频繁迁都与黄河有什么关系，东周黄河未徙以前的故道，由汉至清两千多年间各朝如何将治理和利用黄河结合起来，元代以前黄河河道变迁，明清为何多河患，等等。岑仲勉先生在书中还对历代治河主张言论、治河技术的发展等治河经验进行评判总结，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宝贵意见。本书一经面世即在水利学界和历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被誉为“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