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州郡县是很特殊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我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即出）里说到，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而充分条件是这个行政区划一般都处于一定的层级之中，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有一个行政中心，有时有等第之别，也有立法机构。但侨州郡县却连上述必要条件亦不能满足，所以十年前我写《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时，将其称为虚幻的政区。但我自己对这些虚幻政区的具体变迁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所举实例皆取自于胡阿祥的有关论述。

作为出土文物资料的一种，东晋南朝墓志既是彼时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本书选择东晋南朝墓志作为专题研究对象，综合传世文献著录及新出土的墓志材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体考察；且重新梳理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有所补正和深入。研究视角的新变，不仅是对既往研究的突破和深化，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采用动态、分类以及比较研究的手段，从墓志的形制、材质、书法、文字、文学等不同角度入手，阐述了东晋南朝墓志的特点、价值和意义；并适当地将东晋南朝墓志同十六国北朝墓志作横向比较，同魏晋、隋唐墓志作纵向比较，概述东晋南朝墓志的发展状况，进而准确定位其地位与价值。运用多样化研究手段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 鉴于墓志内容丰富异常，涉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本书采用...(展开全部)

本书是对东晋南朝服饰的综合研究。全文立足于考古调查及发掘材料、传世材料、古籍文献，将东南朝服饰按穿用功能分为祭服、朝服、日常服饰三大类。在此大类下再按性别和着装部分细化研究，并以人为中心，强调首服、身衣、足服的组合。这样的分类法，涉及较全面且突出功能差异。本文对古代服饰的命名，均取自同时代古籍文献所记载的主流称谓，尽可能不混淆同一种服饰在不同朝代及现代语境的服饰称谓。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遣返滞留中国的约370万名日本侨俘，即使在解放战争期间遣返工作也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又“送还”剩余的4万名日本侨民，体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编纂战后中国的日本侨俘遣返史，记录近代东亚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移动事件，介绍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内容和特点，不仅有助于人们牢记战争灾难、汲取历史教训，而且有助于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和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遣返滞留中国的约370万名日本侨俘，即使在解放战争期间遣返工作也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又“送还”剩余的4万名日本侨民，体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编纂战后中国的日本侨俘遣返史，记录近代东亚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移动事件，介绍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内容和特点，不仅有助于人们牢记战争灾难、汲取历史教训，而且有助于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和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

这部题为《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的著作，是我最近几年所写的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家族文化的一些专题学术论文的结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东晋南朝时期士族之文化，其中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为主体，涉及各家族家学门风的不同侧面。对于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当时最为显赫的士族门第，以往学界论之者众，我则重点考察谢安之家教、琅邪王氏与佛教之关系，以及这两大士族群体在晋宋之际社会转折关头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与选择等。对于以往涉猎较多的问题，如琅邪王氏与天师道、王俭与江东人士的关系等，或尽可能更为全面、系统，或更为深入、具体地展开考察。相对而言，庐江何氏应为当时士族社会中的“小族”，而非王、谢那样的权势门第，以往关注者不多，我专题考述其家族与东晋南朝诸皇族的婚姻、与琅邪王氏的交往及其家族人物的政治态度，特别深人论述其家族代表人物在礼法实践、佛教信仰、玄佛...(展开全部)

《高校社科文库: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主要内容包括人口数量、分布、增长、户的规模、性别－年龄结构、婚姻等方面，以及对关内入满移民的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上述要素结合起来分析，此外还有对汉、满、蒙、回、朝、日等伪满时期各民族人口之间的比较研究。《高校社科文库: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以伪满“康德七年临时国势调查”资料、日本“关东州国势调查”资料等前人尚未充分利用的原始资料作为核心资料，并结合成时间序列的户口登记数据，运用统计学、历史地理学、GIS技术等多学科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本书为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总述；第二部分为墓志或拓本的照片；第三部分是以上墓志和拓片的释文；第三部分为东晋南朝 墓志所涉及的专题研究。《贞珉流徽》正文图版和释文部分收录南京多家文博机构所藏东晋南朝墓志共计53 方，而因体例及其它原因未予收录的东晋南朝墓志，在本书的绪言附图 与所附表格中也多被采用，可以说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朝墓志的资料。 《贞珉流徽》的出版，有利于南京出土文物的展示与传播，让广大民众更多地接触到“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更好地感受其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更深入地领会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 深厚底蕴。

魏晋南北朝是宗王势力特别活跃的时期。唐长孺先生指出，像西晋那样重用宗室的情况，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但却在不同程度上通行于南北朝，甚至延续到唐初，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西晋以后，除东晋皇室十分衰弱外，南北诸皇朝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变化，重用宗室的政策就得延续下去，这种情况与门阀统治共始终恐怕不是偶然。唐先生的这一结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力专著的《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即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对与魏晋南朝宗王有关的若干问题所作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