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东晋南朝服饰的综合研究。全文立足于考古调查及发掘材料、传世材料、古籍文献，将东南朝服饰按穿用功能分为祭服、朝服、日常服饰三大类。在此大类下再按性别和着装部分细化研究，并以人为中心，强调首服、身衣、足服的组合。这样的分类法，涉及较全面且突出功能差异。本文对古代服饰的命名，均取自同时代古籍文献所记载的主流称谓，尽可能不混淆同一种服饰在不同朝代及现代语境的服饰称谓。

本书是对东晋南朝服饰的综合研究。全文立足于考古调查及发掘材料、传世材料、古籍文献，将东南朝服饰按穿用功能分为祭服、朝服、日常服饰三大类。在此大类下再按性别和着装部分细化研究，并以人为中心，强调首服、身衣、足服的组合。这样的分类法，涉及较全面且突出功能差异。本文对古代服饰的命名，均取自同时代古籍文献所记载的主流称谓，尽可能不混淆同一种服饰在不同朝代及现代语境的服饰称谓。

作为出土文物资料的一种，东晋南朝墓志既是彼时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本书选择东晋南朝墓志作为专题研究对象，综合传世文献著录及新出土的墓志材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体考察；且重新梳理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有所补正和深入。研究视角的新变，不仅是对既往研究的突破和深化，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采用动态、分类以及比较研究的手段，从墓志的形制、材质、书法、文字、文学等不同角度入手，阐述了东晋南朝墓志的特点、价值和意义；并适当地将东晋南朝墓志同十六国北朝墓志作横向比较，同魏晋、隋唐墓志作纵向比较，概述东晋南朝墓志的发展状况，进而准确定位其地位与价值。运用多样化研究手段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 鉴于墓志内容丰富异常，涉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本书采用...(展开全部)

作为出土文物资料的一种，东晋南朝墓志既是彼时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本书选择东晋南朝墓志作为专题研究对象，综合传世文献著录及新出土的墓志材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体考察；且重新梳理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有所补正和深入。研究视角的新变，不仅是对既往研究的突破和深化，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采用动态、分类以及比较研究的手段，从墓志的形制、材质、书法、文字、文学等不同角度入手，阐述了东晋南朝墓志的特点、价值和意义；并适当地将东晋南朝墓志同十六国北朝墓志作横向比较，同魏晋、隋唐墓志作纵向比较，概述东晋南朝墓志的发展状况，进而准确定位其地位与价值。运用多样化研究手段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 鉴于墓志内容丰富异常，涉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本书采用...(展开全部)

这部题为《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的著作，是我最近几年所写的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家族文化的一些专题学术论文的结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东晋南朝时期士族之文化，其中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为主体，涉及各家族家学门风的不同侧面。对于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当时最为显赫的士族门第，以往学界论之者众，我则重点考察谢安之家教、琅邪王氏与佛教之关系，以及这两大士族群体在晋宋之际社会转折关头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与选择等。对于以往涉猎较多的问题，如琅邪王氏与天师道、王俭与江东人士的关系等，或尽可能更为全面、系统，或更为深入、具体地展开考察。相对而言，庐江何氏应为当时士族社会中的“小族”，而非王、谢那样的权势门第，以往关注者不多，我专题考述其家族与东晋南朝诸皇族的婚姻、与琅邪王氏的交往及其家族人物的政治态度，特别深人论述其家族代表人物在礼法实践、佛教信仰、玄佛...(展开全部)

这部题为《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的著作，是我最近几年所写的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家族文化的一些专题学术论文的结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东晋南朝时期士族之文化，其中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为主体，涉及各家族家学门风的不同侧面。对于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当时最为显赫的士族门第，以往学界论之者众，我则重点考察谢安之家教、琅邪王氏与佛教之关系，以及这两大士族群体在晋宋之际社会转折关头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与选择等。对于以往涉猎较多的问题，如琅邪王氏与天师道、王俭与江东人士的关系等，或尽可能更为全面、系统，或更为深入、具体地展开考察。相对而言，庐江何氏应为当时士族社会中的“小族”，而非王、谢那样的权势门第，以往关注者不多，我专题考述其家族与东晋南朝诸皇族的婚姻、与琅邪王氏的交往及其家族人物的政治态度，特别深人论述其家族代表人物在礼法实践、佛教信仰、玄佛...(展开全部)

侨州郡县是很特殊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我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即出）里说到，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而充分条件是这个行政区划一般都处于一定的层级之中，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有一个行政中心，有时有等第之别，也有立法机构。但侨州郡县却连上述必要条件亦不能满足，所以十年前我写《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时，将其称为虚幻的政区。但我自己对这些虚幻政区的具体变迁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所举实例皆取自于胡阿祥的有关论述。

侨州郡县是很特殊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我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即出）里说到，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而充分条件是这个行政区划一般都处于一定的层级之中，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有一个行政中心，有时有等第之别，也有立法机构。但侨州郡县却连上述必要条件亦不能满足，所以十年前我写《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时，将其称为虚幻的政区。但我自己对这些虚幻政区的具体变迁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所举实例皆取自于胡阿祥的有关论述。

本书在全面地考察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侨寄之地与设置经过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侨置的历史源流、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背景与原因、侨州郡县的设官施政与户籍制度、侨州郡县对政区制度的影响；进而密切结合侨州郡县的研究，讨论了研究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特殊方法，论述了侨流人口的地域选择、家族兴衰及其社会影响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