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經學，經學是用來阐釋文化價值的，但經翠也孕育培養了關於本文化知識的認知技術和學術理性。為了五經文本正定而出現的校勘學，其目標是文本的校訂求真。漢河問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一。留其真就是保存正本的確定性。校勘之方法，就是一人持本， 一人讀折，如仇雠相對的文本同異的公開批評校訂。校勘之根本在於自我内心求真的誠意，惟無自欺，亦無書欺。漢代校勘學的興起改變丫學問存在的意義和方法，學術從此不再單純是思想的產物，而有了歷史的校正。東汉末鄭玄注經開創的「注」改變了原本經師传經的訓詁、章句的口語闡釋經義模式，成為明確針對書面文丰的書寫。鄭玄注經確立了文字訓詁、文獻考據作為學術研究的根本方法。这也同時意味著，教師這個社會職業中區分出了對文本真偽負責的學者。鄭玄注經，所謂如水灌注，必須附經而行，不可能獨立於經...(展开全部)

东汉时代形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的基础，东汉史对于中国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书从解释秦汉帝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如何发生质变，又如何产生后面的六朝时代这一问题出发，将皇帝统治方式、外戚宦官与儒家官僚间的政治合作与斗争，以及地方社会的结构变化等内容相关联，探究东汉时代社会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如何改变东汉国家的政治，国家统治进而又如何改变了地方社会。

东汉时代形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的基础，东汉史对于中国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书从解释秦汉帝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如何发生质变，又如何产生后面的六朝时代这一问题出发，将皇帝统治方式、外戚宦官与儒家官僚间的政治合作与斗争，以及地方社会的结构变化等内容相关联，探究东汉时代社会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如何改变东汉国家的政治，国家统治进而又如何改变了地方社会。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鲁悼公14年）《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笺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弟子——山西大学已故教授、国学大师李镜蓉先生对章太炎先生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进行研究、笺释的成果。此次选用了运城学院中文系尚恒元教授批注李亮工先生原稿本进行影印，原样呈现了两代国学大师的精深学养，同时将李亮工先生在世时未刊著述刊行于世，弘扬了章氏国学的学术精神，同时也客观反映了民国时期山西学术的繁荣。《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笺注》学术背景深远，著作特点鲜明，足证他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深邃造诣。

本书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全新整理本，杜预注在《左传》诸多注释本中影响力最大、传习最为广泛。本次整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兴国军本为校本，阮刻本为工作本，参校石经等多种版本，吸收多种学术新成果；采取分传配经的形式，经传内容一一对应，便于学习史事。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展开全部)

本书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全新整理本，杜预注在《左传》诸多注释本中影响力最大、传习最为广泛。本次整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兴国军本为校本，阮刻本为工作本，参校石经等多种版本，吸收多种学术新成果；采取分传配经的形式，经传内容一一对应，便于学习史事。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展开全部)

《春秋》者，孔子手著之書也；後世尊之為經。治《春秋經》者，必讀《左傳》；欲通《左傳》，舍杜預注莫之由，而杜序者，杜注之管鑰，倚閣弗理，而侈言通杜注、明經傳，斷斷乎不可也。釋注杜序撰有專著者，自西晉末至隋，有劉寔、干寶、徐邈、明僧紹、賀道養、崔靈恩、田元休、沈文阿、樂遜、某氏、劉炫、又某氏十二家，惜其書俱亡。唐陸德明《釋文》，音義杜序，忒簡。孔穎達《正義》疏杜序，多刪取舊書成章，紛然雜陳，又時而繁簡詳略失宜，猝難通曉。其後，陰洪道作《注春秋敘》一卷，又佚。自唐以降，迄於清末，為杜序疏證者專文竟無一篇。民國以來，中外疏杜序者，亦僅得二篇，或病抄撮雜散；或但倚文釋詞，詮證闡幽則未逮。嘆良疏闕若，此余「《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之不容不作也。 本篇疏證杜序，序原文據唐石經本，分為十二段，大書頂格；段有段旨，緊隨文後。其下為「疏證」文，敘次三十四注，小書低一...(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