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及其现代化研究》全书分两部分，一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二是中华法系的现代化。在中华法系的特点部分，下分三小部分，分别讲述中华法系法制的法家化、法官的儒家化和民众法意识的鬼神化。在中华法系的现代化部分，下分近代化与现代化，近代化部分分析清末至中华民国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法系近代转型的客观历史；现代化部分分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70年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阐释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同政治时期法律发展的特征，其中特别侧重了文化传统与立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范式，进而总结当代法治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全书19章，从时间上说贯通古今，用丰富的史料展现了中华法系的独特发展道路，从空间上说兼容政治学说，深刻解析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客观社会政治基础、传统文化积淀、历史发展惯性，阐明中国法治道路是中国政治发展与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是适合国情的，是最好的法治时代。...(展开全部)

概述中华法系的研究成果、特点、解体及影响。

本书综合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华法系是一套涵盖古代中国法律之制度、思想和文化的知识体系，历经夏、商、西周的“礼·刑”时代，春秋战国、秦的“法·律”时代，汉到清朝的“礼法”时代，至清末“西学东渐”方始解体；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体系以“仁”为文化基因，将仁所统率的诸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伦道德，以及“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自然道德，有机融入法律的各种因子之中，形成法律与道德协同发力的运行机制，引领法制建设始终朝着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理想目标且歌且行。挖掘中华法系的经验智慧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举措，必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充分的文化自信。

本书共分五章，其内容包括北魏孝文帝托周改制、北朝周典化礼制体系、北朝礼学系统、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北系等等，就北朝的礼制和法系作了深入透彻的研究。 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条理清晰，融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为一体，可供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士参阅。

本书杜撰了一个中国式的“洞穴奇案”，书中以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塑造了一场如电影般精彩的“朝堂辩论”。十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该案应如何判决产生激烈讨论，内容涵盖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突。通过对虚构案件的辩论，进而深入探究传统中国法哲学究竟可以如何应对“绝境之下杀死、食用一个人，以保全更多人”的这类司法审判难题，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诸多方面。此外，作者大胆地将思想实验这种目前在中国法学界尚很少见的方法运用于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原创性极强。

本书杜撰了一个中国式的“洞穴奇案”，书中以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塑造了一场如电影般精彩的“朝堂辩论”。十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该案应如何判决产生激烈讨论，内容涵盖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突。通过对虚构案件的辩论，进而深入探究传统中国法哲学究竟可以如何应对“绝境之下杀死、食用一个人，以保全更多人”的这类司法审判难题，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诸多方面。此外，作者大胆地将思想实验这种目前在中国法学界尚很少见的方法运用于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原创性极强。

一个虚构案例，14份辩词，直击中国法律的价值命门！以古代 “食人案”为原型，反映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等核心价值冲突，复活历史中国异彩纷呈的思想流派。 一部极简版的中华法系思想史！ 梁治平、邱澎生、尤陈俊、赵晶、张向荣一致推荐，继《洞穴奇案》《电车难题》后又一精彩的思想实验 ☆ 内容简介 本书杜撰了一个中国式的“洞穴奇案”，书中以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塑造了一场如电影般精彩的“朝堂辩论”。十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该案应如何判决产生激烈讨论，内容涵盖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突。通过对虚构案件的辩论，进而深入探究传统中国法哲学究竟可以如何应对“绝境之下杀死、食用一个人，以保全更多人”的这类司法审判难题，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诸多方面。此外，作者大胆地将思想实验这种目前在中国法学界尚很少见的方法运用于对中国...(展开全部)

本书上篇聚焦“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的命题，先进行资料审查；下篇围绕“汉代体系、律学新研”展开，尝试对汉律体系等问题进行解答。先入为主地去否定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一如据出土文献去否定传世文献一样，均不可取。一旦预设了疑或信的前提，思路也将由开放走向封闭，要在疑与信之外探寻路径。面对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差异，简单地是此非彼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合理解释差异及其成因才是关键。

本书是由张忠炜编写的《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的内容提要如下： 概言之，秦汉至魏晋律令法系变化有四。从律的编纂看，秦汉仍是单行律或单行令的年代，国家统一颁行的律令编纂物出现是存魏晋，符合近代法学意义上的法典编纂亦始于魏晋。此其一。从律、令内涵看，秦汉时期的律与令有区分，这种区别并不是很严格；魏晋时期，律的内涵缩小而成为刑律的代称，制度性的规定以令的面貌出现，分途发展成为律令体系发展的大趋势。此其二。从东汉末到曹魏时期，科这种法律载体亦发生质变，在兼有“事条”涵义的同时，发展为独立的国家法律编纂物，似可视为“法典”编纂的先声。此其三。从礼、律关系看，秦汉时礼与律合一尚处于进展中，律令一定程度上充当礼、发挥礼的作用，与晋泰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不同。此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