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和交通等信息手段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学术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通过士人来直接实现的。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自觉以传承为己任。这决定了他们在文化交流和变迁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融合、发展的每一页，都凝聚着他们的辛劳。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取决于大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又总是坎坷曲折，充满荆棘。本书通过对中古江淮之间士人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透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而又包含几多辛酸的图画。

《跨文化交流(第6版)》旨在增进人类的人际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讲述了文化和交流之间的独特关系，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交流思想、感情和信息。《跨文化交流》(第6版)适用于那些在工作或生活中碰到了跨文化交流问题的人，其中既包括不同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也包括国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是作者韩建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文化交流研究的论文集，共收入19篇论文。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主要对中国中原、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的文化谱系进行了梳理，探讨了早期中国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是作者韩建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文化交流研究的论文集，共收入19篇论文。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主要对中国中原、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的文化谱系进行了梳理，探讨了早期中国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此书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海外交流史研究”丛书之一种。 浙江和朝鲜半岛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两地隔海相望。在有关两地关系的研究中，学界更关注先秦、隋唐以及宋元几个时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其实在明清时期，两地的直接交通虽然受到很大限制，其联系却并未被完全阻隔。目前涉及明清浙江和朝鲜半岛关系的史料收集和研究成果还只是停留在个案层面，所关注的内容较为单一，认识层面也存在偏差，尤其缺乏对浙江区域针对性和整体性的讨论。 有鉴于此，本书聚焦于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分为“明之前浙江和朝鲜半岛的交往”“明清浙江和朝鲜半岛的漂流民”“明清朝鲜士人和浙江学人的交往”“明清朝鲜文人的浙江印象”“明清朝鲜文人对浙江学术的认知”等五章，通过爬梳大量朝鲜王朝时代的原始材料，具体分析明清朝鲜半岛和浙江地区的联系，考察朝鲜文人对浙江的认识。本书同时结合明之前浙江...(展开全部)

由上海博物馆编的《东西汇融 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集》不但汇聚明清贸易瓷中的名品，展现中国瓷器风靡欧洲的盛况，更侧重揭示中欧设计、图像、技术和观念的交流与互鉴。本书深入展现中国瓷器融入西方的历史，透过油画原作、宫廷陈设与欧洲镶嵌、加彩瓷器，展示中欧器用、审美和艺术的碰撞与交融。通过研究系统展现中国器物与欧洲陶瓷的交流与互动，精选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各地受中国影响的产品，通过精心组合比对，揭示中国技艺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拓与成熟，中西贸易与交流日渐频繁，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不断地输入欧美地区。远渡重洋的中国瓷器对欧美的生活方式、装饰风格、审美趣味，甚至文化风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更直接促进了欧洲陶瓷的发展。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中西文明交融的壮阔历史与瓷映苍穹的恢宏气势。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开山祖，他创办的译圣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被称为无声而有效的传教方式，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具有普遍的先行意义，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把利玛窦看作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文化的开创者，那么，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当属马礼逊，而且由马礼逊开启的这次文化交流，层次更深，影响更久远。《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首次将马礼逊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置于历史文化的坐标上，凸显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本书为该书系之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