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入”也能“读出”。张晖于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置放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陈国球 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史料，更本着尊重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的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以“诗史”标目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展开全部)

本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的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以“诗史”标目的纪实传统。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吉川幸次郎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独到的把握，在本书中尤其能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将文学作品置于一种形而上的背景下去考察，发掘其中所表达的个人与天命的关系；第二，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力量与激情有—种持续的关注。 这种力量与激情又与中国的天命哲学有一种相互的贯注，构成中国文学特有的精神。所以，吉川幸次郎先生此书令人敬佩的地方不在于如何把握中国文学在形式方面的特色，而在于其极为注重把握中国文学的精神。

日本汉学大家吉川幸次郎关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文集，上起《诗经·国风》，下讫近代“文学革命”。在考察中国诗歌的形式体裁之外，着力展现其艺术源流和特色，照见背后的人文底色。 《诗经》与《楚辞》的元气，唐诗的激昂精神，宋诗对绝望的抑制，元明诗的庶民风格，在作者笔下都有独到的梳理和阐释。

日本汉学大家吉川幸次郎关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文集，上起《诗经·国风》，下讫近代“文学革命”。在考察中国诗歌的形式体裁之外，着力展现其艺术源流和特色，照见背后的人文底色。 《诗经》与《楚辞》的元气，唐诗的激昂精神，宋诗对绝望的抑制，元明诗的庶民风格，在作者笔下都有独到的梳理和阐释。

这本旧体诗歌的断代史，填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的空白，对中国近代史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足以纠正五四迄今关于诗歌方面的荒谬观点和行为，也给当代诗词界提供了时序上距离更近的经验借鉴，对当代新诗人来说，也未尝不是足以完善其历史观、审美观的重要读物。——丁芒 搜罗宏富，尤其是地域诗部分，遍及全国各省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地区，真是洋洋大观，应有尽有。所作评论，也都惬中贵当，既不言以人重，也不以人废言，……能从艺术特色的分析中体现出思想内容，要言不烦，点到为止。既有创作评论，又有理论介绍，并且对民国时期旧体诗的几个特征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刘世南 研究近代诗者，其着眼点大都始于“三百年来第一流”的龚自珍，止于诗界革命派与南社，而对民国以还的旧体诗，则付阙如，有鉴于此，胡迎建研究员殚八年之力，爬罗剔抉，旁搜博引，著成《民国旧体诗史稿》（今更名为《中国现代旧体诗史...(展开全部)

本书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杂的诸多特定现象，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本书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杂的诸多特定现象，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