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史讲义：先秦至清代》共分十一讲，包括绪论、上篇、下篇三部分，是中国刑法史的古代部分。 第一讲，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是本讲义的绪论。上篇从第二讲到第八讲，依照王朝更替的顺序，系统介绍各朝各代的刑法。其中，每个朝代先介绍刑事立法概况，再具体讲述刑法的内容，包括刑名、罪名、刑法原则和刑法的特点，这种以朝代为经问题为纬的写作方法，是以往一些刑法史通行的方式，如周密所著《中国刑法史纲》，张晋藩主编《中国刑法史稿》等，其优点是线索清晰，缺点是一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往往贯穿几个朝代甚至千年之久，在分朝代论述中就难免显得零散；而有些问题千年不变，各朝各代大同小异，反复论述就显得重复累赘。对此，本讲义又特设下篇作为专题，第九讲，以唐宋律的刑事罪名为核心，介绍中古时期的罪名之制及其演化。第十讲，历代刑法原则的发展、演变，在上篇中因篇幅限制仅介绍了15项比...(展开全部)

《中国刑法史讲义：先秦至清代》共分十一讲，包括绪论、上篇、下篇三部分，是中国刑法史的古代部分。 第一讲，中国古代刑法的起源，是本讲义的绪论。上篇从第二讲到第八讲，依照王朝更替的顺序，系统介绍各朝各代的刑法。其中，每个朝代先介绍刑事立法概况，再具体讲述刑法的内容，包括刑名、罪名、刑法原则和刑法的特点，这种以朝代为经问题为纬的写作方法，是以往一些刑法史通行的方式，如周密所著《中国刑法史纲》，张晋藩主编《中国刑法史稿》等，其优点是线索清晰，缺点是一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往往贯穿几个朝代甚至千年之久，在分朝代论述中就难免显得零散；而有些问题千年不变，各朝各代大同小异，反复论述就显得重复累赘。对此，本讲义又特设下篇作为专题，第九讲，以唐宋律的刑事罪名为核心，介绍中古时期的罪名之制及其演化。第十讲，历代刑法原则的发展、演变，在上篇中因篇幅限制仅介绍了15项比...(展开全部)

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人群发展成为原始部落即出现村落领土的此疆彼界，名为封，和邦是一个意思，本是生产生活单位，到私有制时代形成阶级剥削单位，为防止别邦的掠夺便形成国。《周礼详解·天官》注：“或而围之谓之国。”最初国家林立，到周时“尚凡千七百七十三国”，直到秦始皇才一统天下，始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与此同时，作者还专题讲述了婚姻、姓氏、宗族和亲属、阶级的发展变化。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探明了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是风俗习惯，直到五帝时代，邦牧代表邦人统治邦民，才有了制令，由统治者颁行，秦代有所谓法令、法式，但含义并不明确。汉代则混同礼制和律令，发展了战国以来的新法制，实行法家法律儒家化。唐代除律令外，还有格式，宋朝综括典章制度，分为敕令格式，明朝援引唐例，清代则又改为律、例二类。到民国时...(展开全部)

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人群发展成为原始部落即出现村落领土的此疆彼界，名为封，和邦是一个意思，本是生产生活单位，到私有制时代形成阶级剥削单位，为防止别邦的掠夺便形成国。《周礼详解·天官》注：“或而围之谓之国。”最初国家林立，到周时“尚凡千七百七十三国”，直到秦始皇才一统天下，始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与此同时，作者还专题讲述了婚姻、姓氏、宗族和亲属、阶级的发展变化。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探明了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是风俗习惯，直到五帝时代，邦牧代表邦人统治邦民，才有了制令，由统治者颁行，秦代有所谓法令、法式，但含义并不明确。汉代则混同礼制和律令，发展了战国以来的新法制，实行法家法律儒家化。唐代除律令外，还有格式，宋朝综括典章制度，分为敕令格式，明朝援引唐例，清代则又改为律、例二类。到民国时...(展开全部)

日本法学界很重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战后三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这一方面的著作、文集和论述。这些已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律令和法律制度，而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此较单薄。西田太一郎博士打破这种局面，依据大量史料和法制实际，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唐朝的刑法，尤其是刑法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编著了《中国刑法史研究》一书。该书自一九七四年出版以后，很受日本法学界的重视。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该书原是作者一九六一年提交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法学博士学位论文。据西田太一郎博士自称，他写作的目的，乃在于探究中国古代的刑法、刑罚与儒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从汉武帝之后直到民国成立后的数年，即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想领域里都是儒家思想占据优势。儒教对于刑罚，以及刑罚的基础——刑法（...(展开全部)

日本法学界很重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战后三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这一方面的著作、文集和论述。这些已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律令和法律制度，而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此较单薄。西田太一郎博士打破这种局面，依据大量史料和法制实际，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唐朝的刑法，尤其是刑法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编著了《中国刑法史研究》一书。该书自一九七四年出版以后，很受日本法学界的重视。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该书原是作者一九六一年提交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法学博士学位论文。据西田太一郎博士自称，他写作的目的，乃在于探究中国古代的刑法、刑罚与儒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从汉武帝之后直到民国成立后的数年，即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想领域里都是儒家思想占据优势。儒教对于刑罚，以及刑罚的基础——刑法（...(展开全部)

《中国公法史讲义》是一本法制通史类的教科书，内容主要是作者十年来给研究生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史”这门课程的讲义整理，主要讲授中国公法（宪法、行政法）的历史，具体包括古代的官制、财经、选举、司法、监察制度，以及近代的立宪、修律、国会、司法、监察等重大问题。在方法论上，本书力求兼顾法学、历史学与政治学，具体而言是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与政府组织研究相结合。

《中国公法史讲义》是一本法制通史类的教科书，内容主要是作者十年来给研究生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史”这门课程的讲义整理，主要讲授中国公法（宪法、行政法）的历史，具体包括古代的官制、财经、选举、司法、监察制度，以及近代的立宪、修律、国会、司法、监察等重大问题。在方法论上，本书力求兼顾法学、历史学与政治学，具体而言是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与政府组织研究相结合。

本书是日本立命馆大学松宫孝明教授的《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的中译本。相较于日本其他同类教科书，本书的特色在于：在问题的思考上，作者反对仅对问题作个别的、权宜的解释或解决，而是基于“同样的事情作同样的处理”这一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重视对问题的体系性思考与法概念的统一性运用，并且强调对法律的解释应当忠实于法律文本本身。同时，本书没有受困于历来将刑法理论的对立全部还原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对立的日本刑法学思潮，而是以规范主义、机能主义的刑法思想和“积极一般预防论”为基础，力求探明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对立根源，并根据当今社会的状况展开刑法所应依据的客观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结合德、日大量学说和判例，对犯罪体系、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未遂犯、共犯、罪数、刑罚等刑法总论基本问题作了精致而又富有创见的演绎和阐释。

本书是日本立命馆大学松宫孝明教授的《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的中译本。相较于日本其他同类教科书，本书的特色在于：在问题的思考上，作者反对仅对问题作个别的、权宜的解释或解决，而是基于“同样的事情作同样的处理”这一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重视对问题的体系性思考与法概念的统一性运用，并且强调对法律的解释应当忠实于法律文本本身。同时，本书没有受困于历来将刑法理论的对立全部还原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对立的日本刑法学思潮，而是以规范主义、机能主义的刑法思想和“积极一般预防论”为基础，力求探明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对立根源，并根据当今社会的状况展开刑法所应依据的客观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结合德、日大量学说和判例，对犯罪体系、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未遂犯、共犯、罪数、刑罚等刑法总论基本问题作了精致而又富有创见的演绎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