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总论——中国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确立与发展；秦代的审判制度；汉代的审判制度；晋代的审判制度；唐代的审判制度；宋代的审判制度；民国初期的法律与司法制度等。

史学不是科学，法不也不是科学，所以结合了两者的法史学当代也不是科学。用三段论来表述；史学不是科学，法学是史学的一支，以所法史学不是科学。正因为法史学不是科学，所以它更重要。但必须说明的是，法史学的研究仍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以司法审判来比方，法院进行司法审判时，必须先确定民刑案件的真实真相，也就是必须先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才能适用法律。法史关切的就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唯有运用科学方法，正确发现案件的真实真相，再加上正确的适用法律，公平正义的司法审判才可能达到。

海峡两岸虽有研究明代法治之学者，但有关明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研究，则少有学者从事。而近年来，有关之史料陆续整理编印出版，遂便于本书的撰写。 本书分为六章，除第一章（序论）及第六章（结论）外，第二章论述明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又名为：直隶及各省案件复核程序、京师案件审理程序及特别案件审理程序）。 明朝长达二百七十六年，其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历经多次变革，相关史料浩繁，作者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宜有学术上的分工。部分学者侧重史料校注的上游工作，部分学者侧重史料分析的下游工作，相辅相成，法史学才能进步成长，有利于中国法制史的学术研究。

本书由“绪论”、“州县衙门”、“刑事审判程序”、“民事审判程序”和“结论”等五章组成。其中，篇幅最大的是第三章“刑事审判程序”，占全书篇幅的2／3有余。从篇章布局来看，那先生受到陶希圣的一些影响。如第二章 “州县衙门”的内容，与陶希圣著作中的“州县衙门的组织”部分思路比较一致。但陶希圣的叙述内容较为宽泛·(一共介绍了与州县衙门有关的九类人物，分别是知县、典吏、书役、幕友、长 随、仵作、捕役、狱卒和家人)那思陆先生则只选取了四类与州县审判特别相关的人物——知县(州)、幕友、胥吏和差役——进行详述。那思陆先生用了不少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这四类职业人员的历史沿革、分类及权责(或职务)，尤其对此四类人员与司法审判中紧密相关之情形进行了系统梳理。此外，与陶希圣一样，那思陆先生也特别强调刑事审判程序在清代的重要性，因而把相当的笔墨用在对清代刑事审判程序的细致梳理上...(展开全部)

本书由“绪论”、“州县衙门”、“刑事审判程序”、“民事审判程序”和“结论”等五章组成。其中，篇幅最大的是第三章“刑事审判程序”，占全书篇幅的2／3有余。从篇章布局来看，那先生受到陶希圣的一些影响。如第二章 “州县衙门”的内容，与陶希圣著作中的“州县衙门的组织”部分思路比较一致。但陶希圣的叙述内容较为宽泛·(一共介绍了与州县衙门有关的九类人物，分别是知县、典吏、书役、幕友、长 随、仵作、捕役、狱卒和家人)那思陆先生则只选取了四类与州县审判特别相关的人物——知县(州)、幕友、胥吏和差役——进行详述。那思陆先生用了不少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这四类职业人员的历史沿革、分类及权责(或职务)，尤其对此四类人员与司法审判中紧密相关之情形进行了系统梳理。此外，与陶希圣一样，那思陆先生也特别强调刑事审判程序在清代的重要性，因而把相当的笔墨用在对清代刑事审判程序的细致梳理上...(展开全部)

《中国制度史》是史学巨匠吕思勉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影响。吕思勉先生以他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与宏阔的历史视野，打破传统断代史的局限，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展现了中华文明治理体系的连续性和变革性。 本书内容涵盖政体、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宗法、婚姻、土地制度、货币经济等核心领域，既注重制度本身的考证，也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动因。吕思勉秉持着“通贯古今”的治史理念，是一部深度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沿革的鸿篇巨制。

《中国制度史》是史学巨匠吕思勉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影响。吕思勉先生以他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与宏阔的历史视野，打破传统断代史的局限，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展现了中华文明治理体系的连续性和变革性。 本书内容涵盖政体、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宗法、婚姻、土地制度、货币经济等核心领域，既注重制度本身的考证，也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动因。吕思勉秉持着“通贯古今”的治史理念，是一部深度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沿革的鸿篇巨制。

近代中国逐步实现了司法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从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到审判程序都脱离了行政框架而“另立门户”，但在行政体系之外重造审判体系不仅会带来司法资源的紧张，也必然会造成新旧审判制度与程序间的冲突。《旧谱新曲：近代中国审判制度中的司法资源研究》在对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缺钱少人”这一“共识”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该时期审判制度与审判程序的传统与近代化，探讨了近代化过程中审判制度与审判程序在制约行政兼理司法以及实现司法公正过程中呈现出的司法功能与价值，提出了传统同样可作为司法资源为司法改革所用。

晁中辰，男，1947年生，1982年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重在明清）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崇祯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国古代科技与西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明代海外贸易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参编有《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个人主编有《中国改革通史•明代卷》、《中国冤案实录》、《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代谋士传》等数种。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现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