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外交是文明的产物，源远流长。学者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十分原始的民族之间，派遣使者进行谈判与沟通亦为通常做法，而且这些使者受到按出使国“风俗或戒律”的待遇。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处理关系的行为方式已有了外交的雏形。国家产生之后，外交更具有实质的含义。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内容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能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49年的国际政治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的历史，包括外交历史，同样不能离开这段时间的国际政治背景孤立地去认识。二次大战结束后头两年里的国际重大事件——首先围绕着战胜国如何处理战败国及其有关问题——表明，战时美英苏的合作在战后没能继续保持，战后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出现一个美英苏等大国合作主宰与协调国际关系的简单局面；而是世界上的事务，仍然需要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世界现代史阶段后出现的各种基本矛盾关系来认识，即：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存在着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世界政治经济的这种构成，反映到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三种基本力量的存在：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展开全部)

本书对中国古代王朝外交史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作为一部中国外交通史著作，从时段上纵贯了整个古代王朝的外交内容；在方法论上融合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学科理论，在中国外交史学科的专业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资料的运用上，既使用传统的文献材料，也注重最新的考古、实物材料；在研究体例方面，首次从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四个纬度，对中国每代王朝的外交进行全方位剖析；在语言叙事上，文字简练有力，议论提纲挈领。书中既有整体、宏观的理论分析，也有对具体史实的精细、绵密的考证。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本书内容既提供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背景资料，也可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镜鉴。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本书重点梳理十月革命前俄国外交的整体脉络，从三个时期、两个层面探究其外交历程，三个时期即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时期，两个层面即其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借此勾勒出俄国外交的起源、发展、鼎盛和衰落。早期俄国外交影响力甚微，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但已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北方战争胜利后，俄国对外影响力大增，法国大革命之后其外交影响力达至高峰，一度成为欧洲宪兵；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俄国外交重心开始东移，20世纪初，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又开始回归西方。

中国当代诗歌史，ISBN：9787300047140，作者：程光炜著

外交史是实证历史学的先锋，也是实证历史学最后的堡垒，历久弥新。 ———— 本书综合学术史上的相关中外著作，探讨外交史的定义与特色，介绍西方外交史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过程和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取向。最后做学科回顾，总结外交史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