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简介：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简介：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

打开现代中国的一种方式，是打开现代文学。 作为“钱理群现代文学课”系列，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实质上就是一部“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脉络为基本框架，精选 45 位作家、60多篇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回到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回归文学本身——无论“新编”还是“新讲”，“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 从1910年代《新青年》杂志诞生，现代文学三十年，历经启蒙、建构、纵深发展，薪火不息，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有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冯至、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丁玲、钱锺书、废名、穆旦、汪曾祺……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主要作者、“大文学史”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这一本《新讲》是他的第100部著作，80多岁写于养老院，也是钱理群文学史著述系列的“收官之作”。他说，依然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他还说，教育没有文学，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就失了“魂”，会导致民族的精神危机。

打开现代中国的一种方式，是打开现代文学。 作为“钱理群现代文学课”系列，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实质上就是一部“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脉络为基本框架，精选 45 位作家、60多篇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回到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回归文学本身——无论“新编”还是“新讲”，“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 从1910年代《新青年》杂志诞生，现代文学三十年，历经启蒙、建构、纵深发展，薪火不息，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有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冯至、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丁玲、钱锺书、废名、穆旦、汪曾祺……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主要作者、“大文学史”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这一本《新讲》是他的第100部著作，80多岁写于养老院，也是钱理群文学史著述系列的“收官之作”。他说，依然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他还说，教育没有文学，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就失了“魂”，会导致民族的精神危机。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刘研在大学讲授外国文学，对契诃夫及其作品稔熟、喜爱且素有感悟和研究，在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期间，又广泛和有目的地阅读了现代作家的作品，从她的优长考试，建议她选择这样的论题，而她自己也愿意这样做，经过几年的努力，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论文，《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茸的结果。应该说，刘研在研究中比较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契诃夫现象”，并力争突破简单的现象描述和对比式的“影响研究”，从更深入的层次阐释契诃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心理、思维和人格的影响，以及在文本内容结构、创作方法、审美风范等方面的体现和“落实”。当然，由于论题本身的难度和其他原因，《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做出了努力开拓并取得值得称道的结果，但尚难称圆满、细致和深厚，对此作者也很清楚。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内容简介：我在自己的园地的一侧，开了一块生田，即写下一部实验性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今日终于可以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对于我，这部书的完成，真可谓一波三折。先是上海、北京的两家出版社找我计划写一种图文关系密切的现代文学史。拟想的都不坏，心气也不算低，但可惜敌不过严酷的现实，最后都因不是我的缘故而搁浅了。这一搁，仿佛就没了消息。可世事正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谁能料到这么一拖，竞拖出一个文学史写作即将发生变化的时代来了。试想此书假若早几年写出，或许它只是一种陈旧的文学史加插图、加地图的东西，一种非驴非马、非旧非新、或形新而实旧的东西而已。而现在的此书，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正文之外的插图、表格也不是什么不重要，却色色样样都归结到一部含了新观念的，说得大胆一些，是身上可能包孕着一点未来因素的文学史上面去了。 关于文学...(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