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全面辑录了1917-194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分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附录部分收录了1882-1916年问翻译文学的书目。《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是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工程中的重大成果，是用目录形式编写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本书系统地研究了20世纪上半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影响，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家、文学社团、文学期刊的译介贡献作了详细的评述，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了精当的分析。 本书上编历时性地叙述了各个时期主要翻译家、文学团体和外国文学的译介贡献；下编则以作家、作品为主线，按国别和语种设立专章，对俄苏、英、美、法、德、日等国文学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 本书史论结合、资料翔实、条理清晰、评述精当，对国内中外文学研究者、翻译研究者、广大文科师生及文学爱好者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系统地研究了20世纪上半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影响，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家、文学社团、文学期刊的译介贡献作了详细的评述，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了精当的分析。 本书上编历时性地叙述了各个时期主要翻译家、文学团体和外国文学的译介贡献；下编则以作家、作品为主线，按国别和语种设立专章，对俄苏、英、美、法、德、日等国文学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 本书史论结合、资料翔实、条理清晰、评述精当，对国内中外文学研究者、翻译研究者、广大文科师生及文学爱好者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翻译文学导论》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群体发展计划”项目中“文化诗学与文本研究的双向拓展”的成果之一。回想8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界普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法规性”口号产生了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子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简介：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简介：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