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借鉴我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建构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设计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叙述、研究框架，即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本书认为，1917年—1949年所产生的新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典文献。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文献，还应包括原典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对现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的二级文献，以及对这些批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三级文献。本书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各级次、各类型的重要文献，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文献谱系。本书对各级文献和每级文献中不同的文献类型的特征及其文献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精当的评述。

本书从作者不同程度涉猎的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现代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十个角度，每个角度选取三至五篇长短不一的论文，试图以个案研究的心得，具体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面向，进而探讨这些发现和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也试图用一系列例证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魅力。

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其涉及材料之丰富，行文思虑之周严，学术内容之深广与透辟，凡是读过的人，无不感到佩服。（严家炎）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套装上下册)》用史的编纂法，寻源追终，分别时期，记载了从1917年到2007年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发展进程，勾勒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走向，展现了几代研究者的业绩和学术风貌，建立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框架，也初步总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五四”文学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篇章，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90年来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本书在充分吸收历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文献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建构小学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从“小学文献目录学”“小学文献版本学”“小学文献校勘学”三个方面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定位，提出“文献学的现代化”。对各项具体研究的内容，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引证丰富，在追溯古代传统、综述现当代研究状况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借鉴西方分析书志学、书籍史（阅读史）的理论与方法，对文献学研究的未来作出了展望。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简介：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

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裁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近年来，文献学的研究有所发展，也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包括通论和专科的文献学，但比较细致深入的近代文献学研究，还很少有专著。 《宋代文献学研究》通过分类归纳和古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宋代文献学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成就。以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考证学、金石学、图谱学、辑佚学、版本学和传统小学等十章论述和总结了宋人在这些学科上的成就和经验；每章又上溯该分支学科的发展渊源，下及元、明、清的承袭和流变。立论严谨，功力深湛。

打开现代中国的一种方式，是打开现代文学。 作为“钱理群现代文学课”系列，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实质上就是一部“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脉络为基本框架，精选 45 位作家、60多篇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回到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回归文学本身——无论“新编”还是“新讲”，“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 从1910年代《新青年》杂志诞生，现代文学三十年，历经启蒙、建构、纵深发展，薪火不息，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有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冯至、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丁玲、钱锺书、废名、穆旦、汪曾祺……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主要作者、“大文学史”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这一本《新讲》是他的第100部著作，80多岁写于养老院，也是钱理群文学史著述系列的“收官之作”。他说，依然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他还说，教育没有文学，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就失了“魂”，会导致民族的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