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旸（1937~ ），原名杨生才，辽宁新金人。196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以明史研究为己志。1988年晋升研究员，1994年获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受聘为日本国横滨国立大学教育学部客座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明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明史及清初东北疆域与民族文化史研究，相续出版《明清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东北史纲》（台湾学生书局1993）等专著15部（含合作）。发表论文170余篇、译文近20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奖。曾应邀赴台湾淡江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和文化大学讲学，并多次赴日本京都大学、天理大学、筑波大学、青山学院、东洋文库、北海道大学等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主持了《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大型资料书的辑录工作。

1866至1931年，基督教会在中国东北除积极布道外，还开办医院、学校、慈善等社会事业辅助传教。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为了适应新的条件，不断调整自己，最终逐渐融入东北社会，并对东北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同时，东北社会在接纳基督教的过程中，也以自身的方式对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本土文化自身不断扬弃的结果，也是基督教不断自我调整、适应本土文化的结果。

本书以清代东北驻防八旗为研究对象，探讨驻防八旗与东北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东北作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经历清初八旗一元军政体制，因汉人大量流入，变为旗民二重体制，至清末才实施州县制。与此相适应，旗人、民人共同开发了这片沃土，尤其汉族民人冲破清廷的封禁对东北的开发，不仅将关内生产方式带到关外，且对东北社会变迁有深刻的影响。清廷统治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试图保留满族的某些特征，而满族民众受汉族文化的冲击，不断克服自身固有的特征，其表现与清廷统治者的意愿相背。东北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矛盾过程逐渐变迁的。

本书以清代东北驻防八旗为研究对象，探讨驻防八旗与东北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东北作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经历清初八旗一元军政体制，因汉人大量流入，变为旗民二重体制，至清末才实施州县制。与此相适应，旗人、民人共同开发了这片沃土，尤其汉族民人冲破清廷的封禁对东北的开发，不仅将关内生产方式带到关外，且对东北社会变迁有深刻的影响。清廷统治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试图保留满族的某些特征，而满族民众受汉族文化的冲击，不断克服自身固有的特征，其表现与清廷统治者的意愿相背。东北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矛盾过程逐渐变迁的。

本书是关于中国古代边疆社会的研究，以唐至辽代雁门关以北之长城地带为着眼点，以大同军为线索。大同军是七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唐、后唐及辽朝在雁门关以北地区设置的边防军镇。大同军视野下的雁北社会历经“唐代的北疆”、“沙陀的根据地”及“契丹的桥头堡”等三个时段的变迁，聚集了突厥、回纥、吐谷浑、粟特、沙陀、契丹等多个民族；诞生了以李克用为首的沙陀武装，对唐末五代及其后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雁北社会“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四夷的二元政治架构下，边疆社会在政治军事、民族及民族关系等方面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及研究价值。

东北的土地，是祖国疆土中美丽富饶、不可分割之一隅；东北的各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亘古同室、血肉相连之兄弟成员；东北的历史，自马班《史》《汉》以来即为中国正史中有机组成之一章。故本书名《中国东北史》，以明东北之义，并彰本书之旨。 《中国东北史》，是一部试图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东北地区从古至今历史的地方通史专著。全书上起四、五十万年前“庙后山人”出现，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分六卷：第一卷叙述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北，第二卷叙述隋唐至辽金时代的东北，第三、四卷叙述元明至清前期的东北，第五卷叙述1840年至1919年期间的东北，第六卷叙述1919年至1949年期间的东北，全书共计450万字。

佟冬（1905~1996.12.15），满族，字竹生，生于辽宁省辽阳县。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科学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吉林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吉林省社科联名誉主席。1929年，佟冬靠一位族兄资助考入东北大学。1933年夏乔装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北平，到中国大学国文系借读。在中国大学学习的三年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佟冬不仅积极参加，还亲自书写“东北大学”横幅，并高举横幅走在学生游行队伍之前。由于佟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曾两次被北平国民党当局逮捕。1938年，佟冬被选送到延安学习，后分配到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工作。在随后的两年里，佟冬与研究室其他成员共同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1953年佟冬被调到...(展开全部)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薛虹（1925.8.5~1993），生于吉林省双阳县。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暨明清史研究所教授。自幼就读于吉林市，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侧重于肃慎、挹娄、靺鞨、女真等东北古代民族史。著有《薛虹学术论集》，合编有《中国东北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