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昆明”与“昆明文化”；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其族属；“摩沙”源流考略等。

张增祺，男，1936年10月生，陕西绥德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云南省博物馆从事考古发掘及历史、文物研究工作达40余年。先后任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及研究员。主持过江川李家山、宾川白羊村、呈贡王家营、安宁太极山等大型考古发掘9次。在文物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等已出版《中国西南民族考古》、《滇国与滇文化》、《晋宁石寨山》、《滇文化》、《滇国青铜艺术》、《云南建筑史》、《云南冶金史》、《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探秘抚仙湖》及《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三卷本丛书等专著14本；各种论文和考古报告100余篇。共约530余万字。1992年被授予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有突出贡献老专家。至今仍笔耕不息，一如既往。

该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是童恩正先生在1964年到1986年间所撰写的有关中国西南部地区考古的十九篇论文。童先生从民族考古学的视角，将地下考古材料与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生态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起来，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提出不少有影响的见解。该书是有志于从事西南地区考古、历史、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铃木正崇是继鸟居龙藏之后日本当代最重要的苗族研究学者。与日本老一代学者"文化寻根型"苗族研究不同，铃木正崇以苗族为本体，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中国西南苗族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历时研究，不仅大范围、多点式地动态呈现了苗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且为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范式。

《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作者以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理论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结合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源流进行考释。作者认为：在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发展过程中，主要贯穿着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的发展主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重点不一。原始社会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一次同源异流发展阶段；先秦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二次同源异流时期；秦汉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三次分化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四次分化和融合发展时期；唐宋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五次分化和发展时期；元明清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分化发展的最后时期。令人耳目一新。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问题，历来是治西南民族史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铃木正崇是继鸟居龙藏之后日本当代最重要的苗族研究学者。与日本老一代学者"文化寻根型"苗族研究不同，铃木正崇以苗族为本体，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中国西南苗族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历时研究，不仅大范围、多点式地动态呈现了苗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且为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范式。

《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作者以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理论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结合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源流进行考释。作者认为：在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发展过程中，主要贯穿着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的发展主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重点不一。原始社会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一次同源异流发展阶段；先秦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二次同源异流时期；秦汉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三次分化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四次分化和融合发展时期；唐宋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五次分化和发展时期；元明清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分化发展的最后时期。令人耳目一新。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问题，历来是治西南民族史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西南石窟艺术》主要内容简介：“文明”（CiviIizNion）和“文化”（Culture），常常是互用的，不仅汉语如此，西文亦然，均是指人类能力的高度发展。英国格林.丹尼尔将世界文明分为6大文明，德国斯宾格勒举出8个主要文化，英国汤因比列出26个文明，其他还有7个、9个、11个、12个文明等不同的说法。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当代的主要文明有7个，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他指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显然，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乃至科技无不涉及文化问题。因此，今天的人文和科技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均日渐注意从文化切入来...(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