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发达，并形成了京洛（开封、洛阳）、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个区域文化中心。除京洛位于北方，为传统中原文化发达之区外，其他四个中心均在南方。宋代形成的这一文化格局，表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文化重心亦实现了南移。宋代疆域不广，武功不盛，远不能与汉唐相比，但文化却高度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如何解释上述现象？本书以四川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移民、民间私学教育、士人学术交游圈、家学传承、民间藏书、书院等多个角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为宋代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一个具体的解释路径，同时揭示其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展开全部)

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展开全部)

本书按照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采取抓重点领域、兼顾创新领域的书写策略，集中关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理论方法、近代文化论争、近代文化思潮、近代文学艺术史、近代教育史、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科技史、近代报刊史、近代体育卫生与文化设施、近代区域文化史10个方面，最后殿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突围之路”作为结语，在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历程及其突出成就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突围之路，为未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初步意见。

本书收入作者多篇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言说、族群身份、方言书写、香港在中英和华南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探讨历史研究如何从具体的地方出发，却能走出“地方”，检讨国家和民族框架下的历史叙述。“走出地方”的另一重意义，也体现在作者对新旧史料的利用和思考，多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歌册、字典、绘图、博物馆藏品等实物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阅读，并讨论时至20、21世纪之交，网络时代数字化的史料如何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本书收入作者多篇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言说、族群身份、方言书写、香港在中英和华南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探讨历史研究如何从具体的地方出发，却能走出“地方”，检讨国家和民族框架下的历史叙述。“走出地方”的另一重意义，也体现在作者对新旧史料的利用和思考，多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歌册、字典、绘图、博物馆藏品等实物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阅读，并讨论时至20、21世纪之交，网络时代数字化的史料如何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近代中国宗教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冲撞和文化交流中成长起来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化特色。近代中国的各宗教文化都是建立在现代知识文化体系之中的，任何宗教都不能无视或逃避现代知识体系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与洗礼。离开了现代知识文化体系，宗教便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近代中国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有文化的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体系。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通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大量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为基础，并立足于现有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宗教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深入的专题阐释，试图对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内在根据和外在影响及其在不同社群精英中的多样性表现形式揭示出来。

《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研究》是作者近年来从事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研究与教学的阶段性成果，主要涉及近代商事纠纷、庙产纷争以及鄂东民事法律秩序等内容。《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研究》主张在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的研究中，应当注重法律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既要研究社会变动对法律制度变迁的影响，也要研究在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法律制度的司法实践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