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元第二到第六世紀，中國社會至少遭遇到三十八次「大疫」的侵襲，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接二連三的死亡或是在瘟疫的陰影下過活。在這段期間，東漢帝國崩解，中國的政治由大一統的格局走向分裂與多元。而在宗教方面，新興的本土道教和外來的佛教逐漸茁壯長大，傳統的巫覡信仰則大力推動厲鬼崇拜，並廣設祠廟與神像。這些歷史現象，彼此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關聯呢？從本書所收錄的17篇論文可以得到解答。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集中探討中古時社邑與佛教的關係。下篇主要是研究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的相關成果，涉及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的內容和價值，敦煌社邑的教育與教化功能，敦煌私社的「義聚」及「春秋坐局席」、喪葬互助等活動，敦煌的渠人與渠社與女人結社等問題。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集中探討中古時社邑與佛教的關係。下篇主要是研究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的相關成果，涉及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的內容和價值，敦煌社邑的教育與教化功能，敦煌私社的「義聚」及「春秋坐局席」、喪葬互助等活動，敦煌的渠人與渠社與女人結社等問題。

即使已進入科學昌明的時代， 宗教的幽靈似乎無處不在。 許多宗教團體都介入醫院的經營， 新興的宗教團體也以替人治病或教人養生吸引信徒， 民眾生病之時，不但求醫也求神， 為什麼宗教與醫療會如此緊密相連？ 本書收錄了十二篇論文，探討中國傳統宗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在中國與臺灣社會的醫療布教活動，介紹其疾病觀念與治病方法，並分析宗教醫療與世俗醫學之間的關係模式。透過本書，我們可以了解，無論是宗教人物從事醫療工作，還是民眾生病時尋求宗教救助，在中國和臺灣，都是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宗教對於世俗醫學有時會貶抑或拒斥，但通常會兼容並蓄。至於醫者則常視宗教醫療為迷信，並批評病人「信巫不信醫」或「棄醫而就巫」的行為。

即使已進入科學昌明的時代， 宗教的幽靈似乎無處不在。 許多宗教團體都介入醫院的經營， 新興的宗教團體也以替人治病或教人養生吸引信徒， 民眾生病之時，不但求醫也求神， 為什麼宗教與醫療會如此緊密相連？ 本書收錄了十二篇論文，探討中國傳統宗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在中國與臺灣社會的醫療布教活動，介紹其疾病觀念與治病方法，並分析宗教醫療與世俗醫學之間的關係模式。透過本書，我們可以了解，無論是宗教人物從事醫療工作，還是民眾生病時尋求宗教救助，在中國和臺灣，都是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宗教對於世俗醫學有時會貶抑或拒斥，但通常會兼容並蓄。至於醫者則常視宗教醫療為迷信，並批評病人「信巫不信醫」或「棄醫而就巫」的行為。

本書所謂「中國中古」，指魏晉至隋唐的歷史，而以隋唐為主。教育發展，到隋唐而完備。就其型態而言，可分為官學、私學與帝王學三種；其目標則一，就是教育為政治而服務。然則不禁要問：教育是否就無自身的發展空間？教育本身有無自己的目的？其實魏晉以後，儒生推展教育亦不遺餘力，尤其東晉至隋唐所完成的「廟學」教育體制，直至明清不變，甚至成為東亞諸國建置學制的藍本。這樣的「廟學」教育制度，目的在於實現儒教主義教育，看來也影響到此後的佛寺教學，即連宋以後的書院教育也是採取這種形式，實是中國教育史，甚至東亞教育史的一大特質。所以隋唐時代所具有的承先啟後歷史地位，在教育史的發展上，亦可獲得證明。

武紹衛，男，山東人，1989年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助理研究員。在《中國史研究》、《文獻》、《敦煌寫本研究年報》（日本）、《敦煌學》（臺灣）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參與出版《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4～18卷。

武紹衛，男，山東人，1989年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助理研究員。在《中國史研究》、《文獻》、《敦煌寫本研究年報》（日本）、《敦煌學》（臺灣）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參與出版《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4～1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