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以中国古代中朝宗藩关系研究为基础，重点论述中朝朝贡制度确立、发展、完善、瓦解的历史过程，比较中朝朝贡与中国和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朝贡制度的异同，力争总结出中朝朝贡制度的特征与规律，阐述其在历史上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中的影响与作用，突出体现中朝朝贡是典型的朝贡关系，为读者全面了解中朝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提供比较系统的理论依据。《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系统论述了清代朝贡制度的思想基础、具体构成（包括朝贡事务的管理机构，对贡期、贡道和贡物的一般性规定，朝贡礼仪、册封礼仪，以及朝贡文书制度、伴送贡使制度、贡使馆舍制度、属国王印制度、属国御匾制度、属国乐舞制度等）以及朝贡规则管制之下的边境口岸通商体制，涉及清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

《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系统论述了清代朝贡制度的思想基础、具体构成（包括朝贡事务的管理机构，对贡期、贡道和贡物的一般性规定，朝贡礼仪、册封礼仪，以及朝贡文书制度、伴送贡使制度、贡使馆舍制度、属国王印制度、属国御匾制度、属国乐舞制度等）以及朝贡规则管制之下的边境口岸通商体制，涉及清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

本书是系统研究清代朝贡文书——清代外交文书的专著。朝贡文书作为中国古代外交文书主要种类具有悠久的历史，清代是中国朝贡文书制度发展非常成熟的阶段。清代朝贡文书流行时间纵贯有清一代，流行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欧洲。清代朝贡文书包含了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约300年的中外政治、外交、文化等信息，堪称一部由文书构成的清代对外交流史。 本书以清代朝贡文书为研究对象，不仅对朝贡文书的种类、撰制、内容、传递、反馈等制度层面进行论说，也对清代朝贡文书的外部形态诸如书写材质——金叶、银叶、蒲叶、纸质、绢质等有所关注。在研究体例方面，本书对数量庞大的清代朝贡文书按照与清代交往的不同地域划分章次，以文书为经，以时间为纬，从字词、文书要素、历史背景、外部形态等各方面综合研究。本书收录了500多件朝贡文书，语种除了古代汉语外，还包含英语、荷兰语、拉丁语。

宋代朝贡贸易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阐释宋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朝贡活动都是伴随着贡赐贸易，而且回赐的经济利益是朝贡诸国向入宋朝贡的重要动力，因而朝贡体系是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朝贡贸易体系。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宋代朝贡体系的构成状况和运行形态，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宋、辽和宋、金两大朝贡体系的构成及互动关系，将宋朝从自身视角出发所规定的朝贡秩序与朝贡诸国对朝贡体系的认识作比较研究，考察朝贡体系运行的方式和影响因素，以及贡赐贸易、商业贸易等朝贡贸易体系的经济基础。

宋代朝贡贸易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阐释宋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朝贡活动都是伴随着贡赐贸易，而且回赐的经济利益是朝贡诸国向入宋朝贡的重要动力，因而朝贡体系是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朝贡贸易体系。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宋代朝贡体系的构成状况和运行形态，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宋、辽和宋、金两大朝贡体系的构成及互动关系，将宋朝从自身视角出发所规定的朝贡秩序与朝贡诸国对朝贡体系的认识作比较研究，考察朝贡体系运行的方式和影响因素，以及贡赐贸易、商业贸易等朝贡贸易体系的经济基础。

本书是系统研究清代朝贡文书——清代外交文书的专著。朝贡文书作为中国古代外交文书主要种类具有悠久的历史，清代是中国朝贡文书制度发展非常成熟的阶段。清代朝贡文书流行时间纵贯有清一代，流行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欧洲。清代朝贡文书包含了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约300年的中外政治、外交、文化等信息，堪称一部由文书构成的清代对外交流史。 本书以清代朝贡文书为研究对象，不仅对朝贡文书的种类、撰制、内容、传递、反馈等制度层面进行论说，也对清代朝贡文书的外部形态诸如书写材质——金叶、银叶、蒲叶、纸质、绢质等有所关注。在研究体例方面，本书对数量庞大的清代朝贡文书按照与清代交往的不同地域划分章次，以文书为经，以时间为纬，从字词、文书要素、历史背景、外部形态等各方面综合研究。本书收录了500多件朝贡文书，语种除了古代汉语外，还包含英语、荷兰语、拉丁语。

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可以说是在国内唯一一本与西方学者的中国朝贡制度研究相对应的专著。作者从通史角度来考察朝贡体制，不仅考察了不同时期朝贡制度的发展，而且对各个时期朝贡机构以及礼仪变化都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论述。更为严格地说，作者所考察的不仅仅是朝贡制度本身，而是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加以考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序 论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1]《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简单说来，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之所以要派使者而非信差，其原因不外乎： 其一，向对方表示尊重； 其二，使命较为重要； 其三，使命较为复杂，需要利用使者本人的智慧和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而使在其间”。纵横各国间的使者们，胸怀“不夺之志”和“应变之略”，凭借“三寸之舌”而履“不测之险”，最终“克成其绩”者，比比皆是。他们实在是外交家们的先驱。 作为使者，他们能得到史家的最高褒扬是“称旨”二字，即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册府元龟》总结为：“夫使之为善者，在乎宣王灵、达君命，奉辞而无辱，称指而获考焉。” 因此，最初的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展开全部)

序 论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1]《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简单说来，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之所以要派使者而非信差，其原因不外乎： 其一，向对方表示尊重； 其二，使命较为重要； 其三，使命较为复杂，需要利用使者本人的智慧和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而使在其间”。纵横各国间的使者们，胸怀“不夺之志”和“应变之略”，凭借“三寸之舌”而履“不测之险”，最终“克成其绩”者，比比皆是。他们实在是外交家们的先驱。 作为使者，他们能得到史家的最高褒扬是“称旨”二字，即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册府元龟》总结为：“夫使之为善者，在乎宣王灵、达君命，奉辞而无辱，称指而获考焉。” 因此，最初的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