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专为重校《公羊注疏》而作，不但广搜《公羊》诸本，一一雠校，并细考何氏义例，以为论断依据。如考论熹平石经，知石经本与何注本不同。辨今本《解诂》通用字，知御、禦不相通用，甯、寧义异。此何氏家法如此。论弑、殺异同，谓当决于何氏弑例，知古来“弑君三十六”之说有据。此皆文字校勘与义例相关者。凡斯种种，是知校书之难，非仅罗列异同，更在论定是非。明义例、广异本、正文字，三者兼顾，则可以言重校《公羊注疏》矣。

十卷。清刘逢禄撰。刘逢禄是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庄存与的外孙。庄存与治《公羊春秋》，著有《春秋正辞》，兼采众家，而以《公羊传》为主。刘逢禄受庄存与的影响，精通《春秋公羊传》，撰成《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三十篇，分为十卷。内容包括“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例”、“律意轻重例”、“王鲁例”、“建始例”、“不书例”、“讳例”、“朝聘会盟例”等等，专门阐明公羊学的大义，对何休学说不太明晰之处，如“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受命改制”等义一一加以阐发，有独特的见解。对其他各家之说，也有所采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此书采用科学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是清人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该书是研究《春秋公羊传》的重要著作，有《皇清经解》本。

《历代例考》，本书对历史上各类例的起源、内容、演变及其在各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认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令、例是最基本的、为历朝广泛采用的法律形式。中国古代的立法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例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明清两代，制定了大量的条例和则例等，不仅刑事法律需要通过以例补律、以例辅律的途径进行实施，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以例来规范。不了解例就无法真正懂得中国古代法制。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为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次第发明，共总结有例二十六，表四。每例皆先罗列举证《春秋》经传及何休解诂条文，最后以释来阐释该例之主旨要义。表则是例的一种变形，通过纵横比对相关内容来使义例清晰，而阐述主旨之文字则移于每表之首，以序的形式出现。刘逢禄通过对何休解诂《公羊传》义例的归纳，阐发了自己的公羊学思想，建立起严密的公羊学理论体系。是研究清代公羊学必读之书。

本书收入我社《清代春秋学汇刊》，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在《春秋》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包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归纳并阐发了汉代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义例，为清代公羊学的经典力作；又《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收入刘氏其他七篇《春秋》学重要著作；书末另附民国杨钟羲撰写的《续修四库》相关提要六篇。此次标点整理，以我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嘉庆本为底本，校以学海堂本、上海书局本。

《公羊義疏》凡76卷，為清人陳立所撰。陳氏博通經史，於《春秋公羊》學用力尤深。陳氏上承何休《公羊解詁》解經宗旨，嚴守家法，於三科九旨、王魯說、災異說等均隨文註出，引用三禮，對相關禮制作詳盡考釋，在文字訓詁、辨別經文異字、探求地理位置等方面亦多有所發明。《公羊義疏》以集解之體鉤稽所見解經文獻，舉凡前人舊說，多加征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青年学术文库：唐代墓志义例研究》内容包括：“义例”释义、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使用资料的范围、首题研究、官宦墓志首题的职官书写、题尊与题终、题终趋尊倾向、夫妻合葬墓志首题的书写、夫妇合葬墓志的几种情形、合志题不书妻、题书妻的特例、首题中的郡望、唐中后期郡望入题的普遍、郡望入题的原因、唐代葬俗变化与题书郡望的增多等。

本书以宋元两朝基础性法律史料为基础，兼考其他史料，全面反映了宋元断例这种法律形式的性质、特点、作用等，同时反映了宋元断例在不同时期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全书对宋朝断例，元朝断例，宋元断例的性质、历史地位及兴起原因进行了考述，并辑录了宋元两朝所见史料中与断例有关的材料。本书在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传统判例制度的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今中国案例指导制度建设中借鉴、吸收中国传统判例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左传》成书时代及作者问题，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多所关注，议论迭出，由此积累了一大批理据或多或少、或是或否的观点。主要有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以及代有增益说四大类。清嘉庆十年（1805）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问世，标志着“刘歆伪作”说的正式兴起。陈槃在本书中亦断定“刘歆分裂《国语》已成《左传》，殆无可疑者”。他将《左传》的五十凡例归纳为十四类加以分析，对义例逐一加以考证，认为其十之八九为歆党所牵附，来源大多抄自《公羊》，其次则抄《毂梁》、《曲礼》、《国语》、《说苑》、《洪范五行》等文献。考证颇为精翔，从而使“刘歆伪作”说更趋细致。无疑也为后人研究《左传》留下了详尽的可资参考的文字。

《春秋》三传，《左传》属经古文学，《公羊》《谷梁》虽同属经今文学，但也有相当的不同。两家《春秋》学究竟有怎样的解经差异，一直是经学研究中需要完成的课题。 本书从《春秋》242年史事、16000余字的经文记录中，在逐条清理和分析《公羊》《谷梁》二书本文、何休《公羊解诂》徐彦《公羊疏》、范宁《谷梁集解》杨士勋《谷梁疏》以及清代主要的《公羊》《谷梁》学著作的基础上，整合、归纳、提炼出113个个案，具体对比分析这两家《春秋》学在解经方法论、观念取向等多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使得对于传统所谓《公羊》兼传大义与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谷梁》意深，《公羊》辞辨”等论断有了具体的展现和新的理解。通过这种比对，使得我们不仅对于二《传》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如何理解《春秋》本身所蕴含的义理也可以拾级而上，获得新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