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历史是“文化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教育史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五七干校研究在上述领域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然而，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薄弱，取得的成果也较少，还没有出版一部研究专著。基于此，加强五七干校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宽和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有助于加强和丰富中国当代教育史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的研究，同时对于深化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也会大有裨益。另外，尽管到目前为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一直以来对五七干校中的知识青年鲜有研究。事实上，全国相当多的五七干校都有为数不少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组织管理、生活学习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加强五七干校的研究，无疑会进一步深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

《我与五七干校》内容为：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连，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挑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干校札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纯音之女徐方所作的回忆录。1969年，徐方随母亲及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一众学者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她，用少年的眼光写出了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吴敬琏、陈瑞铭等知识分子的灰色往事，首度大量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干校札记》另外还收录了作者关于张纯音、张耀翔、陈翰笙和孙家琇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回忆文章，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

《干校札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纯音之女徐方所作的回忆录。1969年，徐方随母亲及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一众学者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她，用少年的眼光写出了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吴敬琏、陈瑞铭等知识分子的灰色往事，首度大量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干校札记》另外还收录了作者关于张纯音、张耀翔、陈翰笙和孙家琇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回忆文章，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

无

干校，本来是对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地方，但在“文革”中，却赋予了它新的定语——“五七”，新的含义——对上述人员中的大多数进行“劳改”。杨绛先生在这里讲述了从要去干校直到回京一些事情和个人的心情、感受。本书1981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尤其受有干校经历的人喜欢，堪称“干校”文学中之经典。今天、今后，人们要感性地了解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本书同样堪为经典。

本散文集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杨绛和钱钟书夫妇在两年多的干校生活中的若干际遇和心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作者校订本排印。

干校，本来是对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地方，但在“文革”中，却赋予了它新的定语——“五七”，新的含义——对上述人员中的大多数进行“劳改”。杨绛先生在这里讲述了从要去干校直到回京一些事情和个人的心情、感受。本书1981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尤其受有干校经历的人喜欢，堪称“干校”文学中之经典。今天、今后，人们要感性地了解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本书同样堪为经典。

本散文集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杨绛和钱钟书夫妇在两年多的干校生活中的若干际遇和心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作者校订本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