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10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项目。由国内郦学研究权威、著名学者陈桥驿教授作序、题写书名。清末学者杨守敬、熊会贞所著之《水经注疏》四十卷，是公认的一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集大成之作，在郦学研究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具有重大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它长期流传和保存在国外，至今国内尚未影印出版，国内郦学研究者迫切希望一睹它的真实面貌，所以将它整理出版，以飨读者，必将推动国内郦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为保存此钞本原貌，采取影印的方式整理出版。影印正文前置“影印说明”，让读者对这一钞本的基本情况和来龙去脉有个清楚的了解。影印正文之后置“附录”，附国内外学者有关《水经注疏》版本流传情况的论文，让读者了解《水经注疏》版本流传情况。

杨守敬、熊会贞撰写的《水经注疏》，是明清以来郦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发展，代表了郦学地理学派的最高水平，备受学术界重视。经著名学者段熙仲、陈桥驿整理的新校点本，糅合北京、台北两种影印本之长，兼收已有的研究成果，融入个人的研究心得，更臻完善，被学术界称誉为“除了熊氏最后定稿本以外最完整的《水经注疏》版本”。今新编“水名索引”，改正部分讹误，予以重印，以应读者之需。 　　《序》曰［一］《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二］及其气流屈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三］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四］着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共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五］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展开全部)

杨守敬、熊会贞历时半个多世纪完成的《水经注疏》，是20世纪《水经注》整理研究中最重要的集大成之作。杨氏后裔杨甦宏、杨世灿、杨未冬编著的《水经注疏补》，继前人之业，对《水经注疏》卷一至卷十，进行深入研究整理，校勘文字，考辨史实，注释词汇，对照古今地名、水道、政区，补充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取得诸多进展，堪称进入21世纪后《水经注》整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杨守敬、熊会贞历时半个多世纪完成的《水经注疏》，是20世纪《水经注》整理研究中最重要的集大成之作。杨氏后裔杨甦宏、杨世灿、杨未冬编著的《水经注疏补》，继前人之业，对《水经注疏》卷一至卷十，进行深入研究整理，校勘文字，考辨史实，注释词汇，对照古今地名、水道、政区，补充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取得诸多进展，堪称进入21世纪后《水经注》整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水经注》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散失了，所以《水经注》保存了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此次影印的稽瑞楼藏本，是现今仅存的两部明抄本中的一种，乃从宋元写刊本中抄出，有清人何焯、顾广圻等校跋。

日本大正十年至昭和十七年[1921-1942]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出版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影印。原书十集分三十五册线装，本次出版为方便使用每集合为精装一册共十册。中国除敦煌文献外，能找到的唐写本或抄本很少，但日本个别寺院或藏书机构还能找到。 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时，因黎庶昌的《古逸丛书》主要收宋元版书而感到遗憾，遂影印奈良兴福寺、金泽文库、东洋文库等处所藏旧钞本且多为唐钞本。罗振玉后因回国，变卖日本宅田的款项给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委托印刷《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第一集，之后陆续出版，共十集。

日本大正十年至昭和十七年[1921-1942]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出版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影印。原书十集分三十五册线装，本次出版为方便使用每集合为精装一册共十册。中国除敦煌文献外，能找到的唐写本或抄本很少，但日本个别寺院或藏书机构还能找到。 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时，因黎庶昌的《古逸丛书》主要收宋元版书而感到遗憾，遂影印奈良兴福寺、金泽文库、东洋文库等处所藏旧钞本且多为唐钞本。罗振玉后因回国，变卖日本宅田的款项给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委托印刷《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第一集，之后陆续出版，共十集。

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京都大学三校学者共同合作，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说：“苗族图像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也正是这一学术史趋势的刺激下，复旦大学、京都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开始合作，对收藏在京都大学的这五种苗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地理学研究室对于这些收藏已久的图像资料，早就有整理和发表的意愿，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对这些涉及民族史的资料也同样抱有极大兴趣。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曾经提出过整理‘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的设想。近几年，在连续七届合作举办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关注到了这些资料的意义，因此在前年（2017），大家商定共同整理这些多年来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学，从来没有公之于众的苗族图像资料，并且在中国著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展开全部)

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京都大学三校学者共同合作，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说：“苗族图像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也正是这一学术史趋势的刺激下，复旦大学、京都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开始合作，对收藏在京都大学的这五种苗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地理学研究室对于这些收藏已久的图像资料，早就有整理和发表的意愿，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对这些涉及民族史的资料也同样抱有极大兴趣。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曾经提出过整理‘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的设想。近几年，在连续七届合作举办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关注到了这些资料的意义，因此在前年（2017），大家商定共同整理这些多年来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学，从来没有公之于众的苗族图像资料，并且在中国著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展开全部)

水经注疏》的流传与版本情况复杂，目前可知至少有三种全稿抄本：一为“北京本”。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简称“北京本”）。二为“台北本”。一九七一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中央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四十卷（简称“台北本”）。三为“京都本”。二〇一〇年十二月,辽宁辽海出版社出版了京都大学的藏本，八开，全二册。陈桥驿教授作序、题写书名。此即日本学者森鹿三向熊会贞求稿时所录出的一种副本。 需要要说明的是，经过历年来学术界的讨论，目前学者基本认为“台北本”为《水经注疏》的“*后定稿本”。 著名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在《汪辟疆与〈水经注〉》一文中也认同台北本《水经注疏》为熊氏谢世前定稿的说法，称“今台北本的底本，也就是汪氏在《熊会贞遗事》文中所说熊氏*后‘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的这部‘郦疏全...(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