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关注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其重点有二方面：一是穿越遮蔽，激活历史记忆；二是张扬现代国家理念，重铸现代社会伦理。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文武關係是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面向，本書的作者認為，軍人和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來自專業主義的本質，這種論述的角度，挑戰了傳統中對軍人角色的大多數假設和思考，也開出了軍事社會學和軍事政治學研究的一條新絲路。 作者認為，防阻本質為暴力的武裝力量干預民主政治運作的終極途徑，是培養軍人的專業主義，進而達成自發性的服從文人領導，由此構成國家安全的制度性支柱。

文武關係是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面向，本書的作者認為，軍人和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來自專業主義的本質，這種論述的角度，挑戰了傳統中對軍人角色的大多數假設和思考，也開出了軍事社會學和軍事政治學研究的一條新絲路。 作者認為，防阻本質為暴力的武裝力量干預民主政治運作的終極途徑，是培養軍人的專業主義，進而達成自發性的服從文人領導，由此構成國家安全的制度性支柱。

《个体与国家》收录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早期和晚期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1843年的《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The Proper Sphere of Government）和1885年的《个体对国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两本小册子。前者展现了斯宾塞早年的不服从国教传统，他反对一切建制化和干预性的立法、行政和宗教，对政治与社会持有一种规范性态度，认为其有自律性。后者则体现了斯宾塞对英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国家兴起问题的回应，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兴起的社会根源以及国际局势使然，另一方面也秉承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主张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此来抵制国家对私人和社会领域的干预。

巴枯宁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物、也是俄国早期一位革命家。《上帝与国家》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家的信仰乃是人类自由的两大障碍。他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只会使人们驯服于"被上帝选中的人的神圣权威"，失去批判精神、理智和意志。巴枯宁将国家称为"合法的、公开的暴政"，主张自由是对权威的叛逆，也就是对直接合法化了的权威--国家的叛逆。本书近六万余字，不分章节，稍显无序，

本版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增订本）纪念版《个体与国家》，是2021年版的通识社会经典丛书《个体与国家》的修订版，删减了早期《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的十二封信，只收入1885年斯宾塞在伦敦威廉&诺盖特出版公司出版的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一书。该书是斯宾塞对英国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国家兴起问题的激烈回应，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兴起的社会根源及其地缘政治危机，另一方面也秉承19世纪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精神和演化论传统，主张个体性及其权利的不可侵犯，以此抵制国家对私人和社会领域的干预。此时，他依旧对政府和政治抱有消极态度，但也逐渐在演化论的视野中正视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带来的正向作用，比如为大规模社会合作提供纪律化的基础，从而为社会过渡到自愿合作奠定人性与心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