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法是现代人类学转向当代的标志之一，但因缺乏具体方法支撑，谁“阐释”谁，“阐释”什么，怎么“阐释”，皆存问题。改变他者单向“被阐释”的地位，赋予他者“文史哲”传统优先解释权，方可避免以所谓“普世理论”对他者指鹿为马。在此意义上，人类学民族志的“阐释”并非“写”而是“做”出来的，“做”得好坏，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水平有关，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民族志书写者必须尊重“他者”的主体性。否则，再翔实的经验叙述也只是一种装饰性的修辞，仅能满足人们关于“他者”的想象。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以类型比较视野作为特殊的“他者”眼光，可增强深度个案和本土社会研究的理论自觉。中国经验的厚重、广博与多样性决定了此种“做”法，以及中国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本书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最后一部遗著，虽然是文集而非专著，但全面地反映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见解，是现代人类学的导论之作。

本书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最后一部遗著，虽然是文集而非专著，但全面地反映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见解，是现代人类学的导论之作。

《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近50篇文章分十四章，按照“定义与现状”、“历史与思潮”、“程序与方法”和“运用于领域”四辑及“附录”编排，每一辑都有一个“概述”提要性地总结该部分所设计的核心问题和理念。如此，作者以横向结构性的方式比较全面地将音乐人类学在近15年间所发生和发展的状况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进行了展示。

这是一本言简意赅的人类学入门著作。 本书第一部分是195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为英国广播公司做系列讲座的讲稿，虽仅寥寥六讲，却令社会人类学的精髓跃然纸上，既不失概论的周全，又不乏作者的创见。第二部分收录了作者的多篇演讲稿和论文，与第一部分形成对照和补充。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笔锋一向明晰，从不卖弄，本书更是以此道著称。自本书出版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英语界的同名教材层出不穷，然上乘佳作若此者，终究难得一见。

方法论研究属于学科基础性工作，是学科理论建设中的一大重点。作为学科，翻译学既是有关翻译的知识体系，也是有关翻译人才培养的规训体系。和其他学科一样，翻译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实践，缺乏系统化知识建构的翻译实践活动不可能成为一门学问，而脱离了社会实践的翻译知识建构也无以成就翻译学。因而，翻译学研究既包括针对翻译实践的研究，也包括针对翻译知识建构的研究，翻译学方法论研究也由此可分为实践方法论研究和认识方法论研究两种。前者指对有关翻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论研究，即对翻译、翻译管理、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的方法研究，后者指对翻译研究方法的研究，即对如何研究的研究，属于翻译学的元研究。

《语言学方法论》分为三篇；理论方法篇、描写方法篇、实验方法篇。这样区分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第一篇是针对理论语言学的方法论的；第二篇是针对从人类学语言学传统开始，一直发展为描写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的方法论的；第三篇是针对应用语言学（教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的。这是以方法论为纲来展开讨论，言学（教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的。这是以方法论为纲来展开讨论，实际上很多语言学研究往往会交叉使用不同的方法。

本文集收集了包括李济、凌纯声、吴文藻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论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经受过系统的学院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学术训练，颇为关注研究方法；针对当时国内学术界所亟需，从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田野工作的作用和意义等方法论问题到各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巧、调查提纲、田野笔记等研究方法的具体问题，均有论述。希望读者能够由此更好地体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特别是对中国场景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有所认识。

本书是针对描写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的方法论。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人类语言学的概况，阐述人类语言学的发展历史。第二章重点讲解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等。第三、四章分别介绍语言描写方法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包括概念、数据收集和分析等。第五章介绍以使用为基础的理论，解答语言学需要实证性革命的原因。第六章主要涉及行动研究，包括行动研究的八项原则以及研究草案框架的制定，强调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