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来，交易费用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本书收集了威廉姆森、本杰明、巴泽尔、张五常等学者有关交易费用的有价值的学术文献，既有对交易费用理论的怀疑和探讨，也有对交易费用理论的深入和发展。这本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组织的经典论文文选，不仅给中国学者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而且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本书可供广大的经济学研究者学习参考。

本书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的制度框架如何出现以及市场如何在制度框架下发挥作用的理论。本书证明了被定义为博弈规则的社会制度和交换过程都可以用一种一般的理论结构来分析。曼特扎维诺斯认为一种受到进化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启发的关于个人行为的问题解决模型可以提供这种统一的理论结构。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中的最新成果，曼特扎维诺斯提供了一种说明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企业、市场与法律》收录了罗纳德·哈里·科斯的七篇论文。《企业、市场与法律》的核心是《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和《社会成本问题》，其余几篇或拓展、或说明、或解释了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为纪念一篇经济学论文发表5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这篇论文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

很少有经济学家像科斯那样，其文章被广泛阅读并被经常引用。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使科斯在《企业、市场与法律》中阐发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更为广泛、不同寻常的影响。以科斯为先驱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收入本书的《企业的性质》（1937）把当时革命性的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学理论，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社会成本问题》（1960）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概念，强调法律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这两篇论文如今已成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读的文献。在本书收入地其余文章和导读中，科斯澄清并拓展了他有关企业、产业和市场的论点，发表了对经济学发展所存在问题的评论。 如果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像技术人员一样来研究经济学，那么，科斯看待经济学的眼光则更像个哲人。他以沉思冥想的方式进行思考与写作，其研究根植于对真实状况的审慎详察，以及对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深思...(展开全部)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要想达到“无为而治”，不是靠“执行力”，而是靠精巧、灵动、自运行的管理制度设计。 本书用浅显的语言、严谨的论证、大量作者亲身设计并成功应用于管理实践的制度设计案例有力证明了：经过科学设计的管理制度，是可以自动运行的。 作者对管理制度原理剖析之深刻、对工具设计之严密、对实践应用之巧妙，令人赞叹。全书逻辑严密，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将带给您一种愉悦的阅读和思想体验。

20世纪80年代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作为初出道的年轻经济学者，我有幸直接参与了当时有关改革政策的研究。 本书收集的就是我在1984-1987年间发表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在当时的经济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有些论文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直接作用。我将它们按内容分为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企业家与所有制、市场经济与政治行为、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外汇市场与外贸政策、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等七编，每一编我都写了一个“提要与说明”，以使读者对论文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也有助于读者评价我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所在。

这是一本研究家族企业的文集。20世纪是科学管理的年代，家族企业一直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组织。但是20世纪后期，随着华人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崛起，家族企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支撑着家族企业的发展？ 《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家族企业与中国经济；第二部分是家族企业研究：定义：主题与实证；第三部分是华人家族管理行为：本土研究。《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从不同视角来探寻家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奥利弗·E. 威廉姆森（1932—2020），美国经济学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本书中，作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及相关问题，包括市场组织和对市场的限制、工作组织、工会、现代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与反垄断和政府监管等。他把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还原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在合同签订之前是交易，合同签订之后是治理。因此，全书以交易为基本的单位，以合同为研究对象。研究合同，目的是为了提高治理的效率和制度的效率，由制度的效率而至整个经济的效率。作者通过对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以及交易的研究，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签约问题。

制度，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制度的运行逻辑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依然充满争论的话题。无论是商界、政界还是学界，对以下两个问题是最为关心的：制度如何影响并塑造个体与组织的认知与行为？个体与组织的认知与行为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并推进制度的成型与变迁？ 本书即以回答这两个问题为己任，通过制度逻辑视角这一研究社会结构与商业文化的最新理论工具，来剖析制度在家庭、社区、宗教、国家、市场、专业以及公司等多重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动态关系，最终为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等提领域供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纽带。无论是学者，还是商业精英，或者关注个体与组织运行的普通读者，都会从这种关注制度逻辑的视角获益。 本书作为管理学新制度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荣获美国管理学会乔治•特里图书奖。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传媒组织的企业化制度变迁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企业化改革的初步尝试阶段、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阶段、集团化阶段和转企改制阶段。在这一变迁历程中，党和政府的意向决定着传媒组织变迁的方向。制度环境的变化促使传媒组织进行适应性变革，使其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原有制度进行边缘性突破，最终获得所期望的权利。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初级行动团体的诉求得到次级行动团体响应时，便有助于制度变迁。同时，在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历程中，也呈现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变迁过程伴随着多重利益集团博弈的共性。另外，从对制度绩效的分析可知，传媒组织的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