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秦汉隋唐帝国的祖师”傅乐成先生细讲汉唐故事】 傅乐成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为隋唐史研究的开山学者，门下弟子众多，故有“台湾秦汉隋唐帝国的祖师”之称，日本史学界也公认其为“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傅先生《汉唐气度》是台湾地区汉唐史研究领域开创性的经典著作，此次引进出版是本书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在这本书里，傅先生将引导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 飞将军李广，为什么一生不得封侯，最终自杀？ 贞观之治前的玄武门之变，真相到底如何？ 诗圣杜甫，真的是喝酒吃牛肉撑死的吗？ 安史之乱，对我们的民族观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历史上消失的异族——沙陀与突厥，有着怎样的故事？ 汉唐的文治武功与历史兴衰，对今天又有着什么样的启示？ ★【经典之作，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本书原名《汉唐史论集》，收录有关两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章十八篇，系傅乐成教授二十五年间历史研究的精...(展开全部)

《海宁汉画像石墓研究》笔者到该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认真的整理，回杭后逐渐梳理出了书稿的思路与框架：其一，汉画像石、画像砖存在于墓室的不同建筑部位，达到了构造与装饰功能的统一。建筑决定空间形态，绘画结合于雕刻，雕刻附着于建筑。汉画像石、画像砖的雕刻方法与绘画风格，只有放置在建筑的空间环境中研究。才能把握局部形式的特征意义，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海宁汉画像石墓研究》将海宁汉画像石墓研究置于建筑整体中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其墓葬营造与环境的关系，揭示出墓室建筑、雕刻、绘画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特点。其二，阐释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内在含义。《海宁汉画像石墓研究》运用图像学与艺术史学进行比较研究，即从探索画像的内在形式、彰显画像的深层意义为切入点，来研究海宁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题材内容及其时代精神．由此凸现海宁汉画像石墓的个性特征，揭示其价值。其三，漫长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展开全部)

上将封武帝为申公，裂土分疆。 朱焕：”我朱氏裔也，不得封明公乎？“ 刘协双手一摊：”古时有明国乎？不若封吴越？“ 朱焕：”我朱氏唐尧之后也，不得封唐公乎？“ 这是一个土著男人从鬼门关回来，在汉末奋斗的故事。

《汉唐道教论集》主要内容：长期培养出每日勤读的习惯，岁增寿添，龄逾甲子，更能领悟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微言及佛教禅宗所主“不立文字”的奥旨缘由。凡古今一人之著述，文字必有偏谬，所见未得其精，已遗其粗，人我两误，害莫大焉。至于庸滥浮作，罪过尤甚。初唐高道体玄先生潘师正，隐山中，精修至道终生，无所忮求，不立文字，品高身洁，远离陷障。景慕千古，私心亦深所向往不已。

上将封武帝为申公，裂土分疆。 朱焕：”我朱氏裔也，不得封明公乎？“ 刘协双手一摊：”古时有明国乎？不若封吴越？“ 朱焕：”我朱氏唐尧之后也，不得封唐公乎？“ 这是一个土著男人从鬼门关回来，在汉末奋斗的故事。

《汉唐道教论集》主要内容：长期培养出每日勤读的习惯，岁增寿添，龄逾甲子，更能领悟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微言及佛教禅宗所主“不立文字”的奥旨缘由。凡古今一人之著述，文字必有偏谬，所见未得其精，已遗其粗，人我两误，害莫大焉。至于庸滥浮作，罪过尤甚。初唐高道体玄先生潘师正，隐山中，精修至道终生，无所忮求，不立文字，品高身洁，远离陷障。景慕千古，私心亦深所向往不已。

该书从汉唐《论语》注释的学术背景、各种《论语》注释对前代《论语学》的继承与更易、各种注释特色及影响等方面入手，全面展现了汉唐时期《论语学》发展的各种面向。作者在广泛掌握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对此前未有或较少涉及的话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东汉时期经学化的发展历程、魏晋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西晋十六国时期政局与郑玄《论语注》在北方的传衍、北朝读习论语的情况、唐代论语读习的历史进程、晚唐科举主导下的经学改编等。

汪篯，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起在西南联大师从陈寅恪先生。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协助陈寅恪先生撰写《元白诗笺证稿》。1963年晋升为教授，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汉唐孟子学述论》内容简介：《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涵广事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概括为：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发展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清。但于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书的汉唐文献典籍，仅凭手写传钞，故社会流传受到极大限制。至于宫内所藏孤本秘籍，在历代社会动乱中，屡遭浩劫，毁失情况亦亟严重。隋代牛弘曾列举古籍“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书，二为王莽之燔宫，三为董卓之祸乱，四为刘（渊）石（勒）之陷洛，五为萧绎之毁书。南宋胡应麟则历数周隋以来复有“五厄”，大业、天宝、广明、靖康、绍定，通前为之“十厄”矣！以故，早在南宋时郑樵即惋叹“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至于地方志书，因当时钞本既少，亡佚尤为惨重，留传至今者，仅千分之四五耳。实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大遗憾。 不幸中值得庆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类书、地理志以及文集笔记等，多征引汉唐方志的一些记述...(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