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寫於二十世紀六○年代的那些「荒誕」戲劇的真正意義，正是對語言的「徹底去神秘化」。這些戲劇展示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言語沒有意義，或者說與一般公認的意義不同，也或者說是一些帷幕，在它們的後面，現實已經消亡。1968年後，當哈維爾被逐出那家戲院並被禁止繼續從事他對語言的文學探索時，他把自己的生活轉變為莊嚴的對官方語言的去神秘化：他成了「七七憲章」運動背後的主要推動者、它的創始人和發言人之一。

哈維爾寫於二十世紀六○年代的那些「荒誕」戲劇的真正意義，正是對語言的「徹底去神秘化」。這些戲劇展示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言語沒有意義，或者說與一般公認的意義不同，也或者說是一些帷幕，在它們的後面，現實已經消亡。1968年後，當哈維爾被逐出那家戲院並被禁止繼續從事他對語言的文學探索時，他把自己的生活轉變為莊嚴的對官方語言的去神秘化：他成了「七七憲章」運動背後的主要推動者、它的創始人和發言人之一。

本書為長篇小說，作者以第一人稱，細述兩年前父親在遊歷廬山時突然腦溢血，住進江西九江的一家醫院，作者偕母趕赴當地搶救父親的經過──在一干大陸兄長的協助下，細心照料昏迷的父親，同時聯絡保險公司及飛航單位，千方百計突破醫院重重關卡，設法將父親運回台灣照護。另一方面，作者描述其妻子即將生產第二個孩子，而他卻被困在大陸醫院無法親自陪伴的焦慮；及至父親回台住進醫院療養，作者攜子探望，祖孫三代之間的互動；以及他與第一個孩子平日在台北各處遊走的情形。可說是作者近兩年生活、思慮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