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交，天下大变，向来固守夷夏之防、自视甚高的汉族士人如何面对草原上来的新政权，这是一个研究知识分子心态史以及知识社会学的极好切入点。本书根据多种史料描摹了处于社会与人格裂变中的汉族士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并且对士人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颖而又不失偏颇的评价。 本书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森田宪司的代表作，其充分利用了现存的大量石刻资料与拓片，细致入微地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与真实处境，其与众不同的切入口使其成为历史学界的一项具有标杆意义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目录

该书主要探讨明末清初社会变动时期，士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王朝更替、政权变动，在不同的政权体系下，士人在地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对地方的社会功能。主要内容包括：明中后期松江社会的变迁即士人群体意识与“松江社会”的构建、以明伦堂为中心考察地方社会秩序中的“国家”在场、以几社为中心考察士人民间的社集、以海塘修筑为基点考察地方事务中的士人表达、以府志为中心考察社会变动与地方史。

中国传统士人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人格相对独立与思想自由，是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和社会条件。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创造，把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促成了社会观念的转型，形成了思维范式，并奠定了体统社会价值取向的基础。士人阶层是社会上下的交汇处和流转站，它是存在活化了社会结构，增强了社会活力，强化了君主集权。

经历宋元交替，元初知识人群体整体上并非如传统研究所简单认为的消沉、不合作甚至充满对新政权的抵抗，反而他们不论是在朝廷上还是在地方社会，皆展现了较为强烈地积极又活跃的认同倾向。元初江南知识人群体在地方上积极活动，对稳定初期社会秩序起到关键作用，并逐渐确立相关家族的地方影响。

本书主要通过对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生存挣扎、文化信息扩散、日常生活、社会网络以及江南士人游大都、上都，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发展、江南士人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中国文化与传统承载者之一的江南士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他们为改善生存权利的抗争以及他们在江南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影响。

《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分为三编，对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进行研究，包括通俗叙事艺术与市民文化的新地位、市民文学中的士人趣味、从《金瓶梅》看叙事意图的演变、精神分裂的时代、清代的文人与文学等内容。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可以说，很多士人实质上成为“不孝之子”。本书则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展开全部)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可以说，很多士人实质上成为“不孝之子”。本书则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展开全部)

本論文以探討元代士人階層與朝廷政治之關係為主，側重於元代士人在政治結構、政治地位、論政、參政等問題，以及在思想史上檢視士人對元朝廷之看法與理想。全文約二十餘萬言，共分五章申論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古代外族在元代以前建立於中國之朝廷，其間「胡漢」之關係，以士人與政治方面作概略論述。並分別解說外放在中國建立朝廷之模式，對士人之界說，以及士人在朝、在野之淵源等。 第二章為元代的政治結構以及士人。第一節為早期蒙古時期的情形，首先論其末佔領華北地區嘀的初期，亦部蒙古的草原時代，多係蒙古本土之形態，次論滅金後統治華北之時，原在金國統治之下的漢士，此時皆約於蒙古之政治結構中。第二節為統一中國時期，即以忽必烈建元國號，又以中國地區成為全帝國之申心開始，首論忽必烈統一申國後，對士人與漢文化之態度，以及對西域人之態度，終而建立其統治之模式。次論用人與取才，．說明元代政...(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