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撷取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及儒家美德伦理，提炼其伦理价值与公共行政的契合性，分别作为行政伦理之利益论、义务论和德性论基础，并整合其为公共政策所依凭之“综合伦理”。接着以中西官僚制为典型的公共组织类型，探讨其在结构、文化和价值方面对行政人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行政人在其组织伦理困局中的可能出路。最后深入论证行政人的角色和责任，深度挖掘其责任之源，竭力凸显行政人之公民角色定位、民主型人格及道德成熟之本土化特征。

本书首先撷取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及儒家美德伦理，提炼其伦理价值与公共行政的契合性，分别作为行政伦理之利益论、义务论和德性论基础，并整合其为公共政策所依凭之“综合伦理”。接着以中西官僚制为典型的公共组织类型，探讨其在结构、文化和价值方面对行政人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行政人在其组织伦理困局中的可能出路。最后深入论证行政人的角色和责任，深度挖掘其责任之源，竭力凸显行政人之公民角色定位、民主型人格及道德成熟之本土化特征。

《行政伦理学》一书自1982年初版以来，深受美国公共行政人员的欢迎，被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评为公共管理学科使用最为广泛的教材。本书是最新的第四版，库珀教授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并提出了行政伦理学的一种新的“设计的方法”，即行政人员和行政机关在面对内外部压力时，应该如何采取负责任的行政行为；描述了在后现代境域中，公共组织如何面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以及行政伦理学理论与正在兴起的委托—代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行政伦理学》一书自1982年初版以来，深受美国公共行政人员的欢迎，被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评为公共管理学科使用最为广泛的教材。本书是最新的第四版，库珀教授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并提出了行政伦理学的一种新的“设计的方法”，即行政人员和行政机关在面对内外部压力时，应该如何采取负责任的行政行为；描述了在后现代境域中，公共组织如何面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以及行政伦理学理论与正在兴起的委托—代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新公共行政》是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的一部代表作，作者在《新公共行政》中以西方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脉络为研究对象，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全面地层现了西方行政学各思想流派发展的轨迹，对新公共行政的历史、起源、代表人物、主要理论观点、理论价值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评述，强调公共行政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新公共行政》最大的特色在于，在国内外首次对新公共行政思想进行总结和评价。《新公共行政》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

《新公共行政》是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的一部代表作，作者在《新公共行政》中以西方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脉络为研究对象，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全面地层现了西方行政学各思想流派发展的轨迹，对新公共行政的历史、起源、代表人物、主要理论观点、理论价值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评述，强调公共行政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新公共行政》最大的特色在于，在国内外首次对新公共行政思想进行总结和评价。《新公共行政》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

这是一本重要的比较行政的著作，它是根据专业文献和作者本人作为一名行政专家在各种行政机构工作所获得的行政经验写成的。——《国际行政科学评论》 　　延续了前几版卓越的品质，《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版）评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行政发展——对官僚机构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十分有益且具有启迪作用的分析。——原书责编 　　本书立足于变化中的全球政治图景和比较公共行政的最新进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作者既分类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古典”的行政体制和“变异”的行政体制，又分类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官僚主导的行政体制和政党主导的行政体制，并对每类行政体制的代表性国家的行政组织、高级官僚、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本书对比较公共行政的演进历史及比较政治科学、发展行政/管理和比较公共政策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对官僚制概念、文官制度...(展开全部)

《比较公共行政(第6版)》立足于变化中的全球政治图景和比较公共行政的最新进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针对世界上现有的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各不相同且极其复杂的行政系统，作者既分类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古典”的行政体制和“变异”的行政体制，又分类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官僚主导的行政体制和政党主导的行政体制，并对每类行政体制的代表性国家的行政组织、高级官僚、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对比较公共行政的演进历史及比较政治科学、发展行政/管理和比较公共政策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对官僚制概念、文官制度的结构类型、行政生态环境、里格斯的“棱镜”模式、普适性公共行政的构建、政体类型和官僚组织类型的对应关系，对国家行政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及与制度转型概念相关的现代化、发展和变革等概念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本书于2002年在我社出版了第一版，2004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本书初版于2002年，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行政管理科学优秀成果一等获。 本书是服务行政理论的导言性作品，提出了通过价值理性的复归重建公共行政模式的新构想。全书基于现代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一线索，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反思，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理性分化及其在社会建构中的表现。作者认为，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在其后的发展中分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而在社会建构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一切基于工具理性的社会建构中，官僚制是最为典型的范例。然而，在官僚制理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悖论。本书在对官僚制以及批评和矫正官僚制的各种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建构的建言，并由此逻辑地导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本书于2002年在我社出版了第一版，2004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本书初版于2002年，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行政管理科学优秀成果一等获。 本书是服务行政理论的导言性作品，提出了通过价值理性的复归重建公共行政模式的新构想。全书基于现代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一线索，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反思，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理性分化及其在社会建构中的表现。作者认为，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在其后的发展中分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而在社会建构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一切基于工具理性的社会建构中，官僚制是最为典型的范例。然而，在官僚制理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悖论。本书在对官僚制以及批评和矫正官僚制的各种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建构的建言，并由此逻辑地导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