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对1979年版《公共选择》作了极大的修订和扩充。除了对重要定理用专节给予了证明之外，还新增了第11章的内容。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过去40年公共选择文献的各个主题，论及诸如寻租、政府膨胀、国家的兴衰、政治经济周期、股票的应用趋势、再分配的性质和程度等社会选择问题。这本书对公共选择的规范问题提供了详细论述，包括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阿罗不可能

《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介绍了公共选择的起因，投票规则，代议民主制中的公共选择，利益集团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等内容。

《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介绍了公共选择的起因，投票规则，代议民主制中的公共选择，利益集团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等内容。

    此书对1979年版《公共选择》作了极大的修订和扩充。除了对重要定理用专节给予了证明之外，还新增了第11章的内容。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过去40年公共选择文献的各个主题，论及诸如寻租、政府膨胀、国家的兴衰、政治经济周期、股票的应用趋势、再分配的性质和程度等社会选择问题。这本书对公共选择的规范问题提供了详细论述，包括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阿罗不可能

作者 迈克尔•阿林厄姆　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研究员。于爱丁堡大学先后攻读自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后在英美多所大学任教。研究旨趣为经济理论、分析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交叉内容，已出版著作包括《平衡与失衡》、《总体平衡》、《价值》、《无意识契约》、《市场理论》、《套利》、《理性选择》等。 序言作者 汪丁丁　《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罗伯特·丹哈特在这本新版的原创性著作里认为，民主责任、效率和效能是极其重要的。本书除包含有关当前理论及其在各个方面与公共行政实践相联系的最新材料外，还涵盖了伦理道德和公民权利义务等极其广泛的领域。本书最后还附录一个“行政日志”，为公共组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操作的模本。 本书内容新颖，富有创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教材。

《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大量的案例和具体细致的深入分析，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法和经济学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许多经济问题，如交易类型、外部性、产权结构、经济绩效等的认识，并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随着中文版的出版，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并加深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的思考。

梅里利·S.格林德尔和约翰·W.托马斯的这本《公共选择与政策变迁》是政策变迁研究方面的有影响的著作。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到20世纪80年代，在有关促进发展的政策中，把政策重心的基础看作是刺激和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观念已经广为接受。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的政策能够替代那些已经存在的政策的过程。”作者力图解释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变迁过程，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官员在变革政策的采纳、范围和追求上具有显著的不同，人们在理解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阶级利益或组织利益的复杂动机和行为上存在广泛的误解，他们基于不同的动机和观点从事政策调整，既可能是受到个人和职业价值的鼓舞，也可能是出于关心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的目的。事实上，为公共利益做出变革追求的决策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但是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因素为将来的矫正和变化提供了前进的...(展开全部)

《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大量的案例和具体细致的深入分析，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法和经济学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许多经济问题，如交易类型、外部性、产权结构、经济绩效等的认识，并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随着中文版的出版，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并加深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的思考。

梅里利·S.格林德尔和约翰·W.托马斯的这本《公共选择与政策变迁》是政策变迁研究方面的有影响的著作。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到20世纪80年代，在有关促进发展的政策中，把政策重心的基础看作是刺激和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观念已经广为接受。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的政策能够替代那些已经存在的政策的过程。”作者力图解释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变迁过程，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官员在变革政策的采纳、范围和追求上具有显著的不同，人们在理解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阶级利益或组织利益的复杂动机和行为上存在广泛的误解，他们基于不同的动机和观点从事政策调整，既可能是受到个人和职业价值的鼓舞，也可能是出于关心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的目的。事实上，为公共利益做出变革追求的决策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但是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因素为将来的矫正和变化提供了前进的...(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