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ISBN：9787500432487，作者：

本书聚焦于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性质，围绕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动员体系、权利界定体系、组织体系、法律责任和整合地位的现代性“建设”之作用等展开论述，试图以此揭示乡村冲突的结构和制度性来源。作者认为，基层社会的权利界定和实现，与国家的实质性关联仍然较弱，却与地方性权威单位的治理原则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尚未使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原则和规范发生朝向现代的根本性变化。本书是一本经典的乡村基层政权研究著作，对乡村建设实践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治理形式。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其发展与推广过程中，有其艰巨性与复杂性。在中国乡村推行三十年后，当下，村民自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村民自治研究正伴随实践进行范式转换，由价值—制度范式向形式—条件范式转换。 徐勇教授二十余年来坚持不懈有关村民自治的调查研究，深入梳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本书的上篇由徐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构成，名为“制度分析”；下篇收录了2000年至今其代表性论文...(展开全部)

徐勇，1955年生，湖北宜昌人。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2006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讲解专家。长期从事基层治理与农村问题研究。 主要论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年）、《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2009年）、《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前沿研究》（2009年）、《基层民主发展的途径与机制》（2015年）。

本书聚焦于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性质，围绕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动员体系、权利界定体系、组织体系、法律责任和整合地位的现代性“建设”之作用等展开论述，试图以此揭示乡村冲突的结构和制度性来源。作者认为，基层社会的权利界定和实现，与国家的实质性关联仍然较弱，却与地方性权威单位的治理原则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尚未使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原则和规范发生朝向现代的根本性变化。

本书运用结构/制度分析的方法，从乡村政权来源及其社会利益的关联、税收制度与途径、干部网络以及基层政权对于国家管辖权的防卫等方面讨论了当前乡村政权建设的误区与关键症结。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潘敏博士以苏南、苏中为中心，对1937-1945年间苏地区日伪基层政权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她几乎跑遍南京和苏南地区的各档案馆、图书馆，尽可能多地掌握伪基层政权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史料。她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史学的实证方法，在厘清日伪基层政权组织过程的基础上，深入解剖了层政权的组织结构、政治和济职能，以较多的篇幅考察了县区乡行政人员的来源、年龄、教育度及权力分配等。用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在战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基层行政人员的复杂政治心态和欲求，避免了伪政权各类人物均简单化地给予道德评判的倾向。伪基层政权服务于日本侵略者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为日军征购军粮和征收赋税，而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却研究甚少。本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和数据，切实地论证了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使我们更明确晰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以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视角，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布、角色性质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并用此解释乡村冲突的结构来源和政治后果：一方面，基层权威道德的、管辖的合法性下降，以其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其离间社会和国家之联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研究意在质疑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用“国家政权建设”解释中国基层秩序的理论框架。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以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视角，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布、角色性质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并用此解释乡村冲突的结构来源和政治后果：一方面，基层权威道德的、管辖的合法性下降，以其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其离间社会和国家之联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研究意在质疑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用“国家政权建设”解释中国基层秩序的理论框架。

民国时期：醴陵国民党的政权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长期军阀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要应付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党苏维埃运动。为此，国民党企图通过两条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的下移。在制度层面上，它构建了区的组织、乡的建制。同时，为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层层控制，又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防匪组织。清乡队、团防队、保安团、守望队、常备队等组织，都是想在区、乡建制基础上进一步使基层控制的野心。困扰国民党的是，它无法解决保甲制与乡民自治两者之间的紧张。 　　1949年醴陵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了对农民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就需要进行乡村社会的动员和重建工作。开始，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打破了旧有乡村中的传统势，保甲制衰亡了。之后，党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分子发动起来了，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庭...(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