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抄本文献辑为一刊，共收录三十七种，包括稿本十八种，抄本十九种。按四部分类法编排，经部十一种，史部十七种，子部四种，集部五种。 《丛刊》所选录的稿抄本大多数都未曾付梓刻印，除本馆外，亦未见有其它公私机构收藏，诚为海内仅存的孤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另有一些稿抄本虽经刊刻，有印本行世，或存量稀少，一般读者难覩真容，或在内容上与现行刻本有出入异同，因此也具有相当的版本价值与文献价值。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版本价值。

本书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抄本文献辑为一刊，共收录三十七种，包括稿本十八种，抄本十九种。按四部分类法编排，经部十一种，史部十七种，子部四种，集部五种。 《丛刊》所选录的稿抄本大多数都未曾付梓刻印，除本馆外，亦未见有其它公私机构收藏，诚为海内仅存的孤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另有一些稿抄本虽经刊刻，有印本行世，或存量稀少，一般读者难覩真容，或在内容上与现行刻本有出入异同，因此也具有相当的版本价值与文献价值。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版本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国务院2008年3月批准公布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现藏有线装古籍37万多册。在馆藏古籍中，被列为馆藏善本的图书 3500多种。按《古籍定级标准》达到国家珍贵古籍标准（即古籍善本二级以上）的图书480多种，7000册左右。构成馆藏古籍善本主体的则是明清刻本，其中不少是稀如星凤的孤本、稀见本，这些古籍品种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在这些孤本、稀见本中，又以明刻本居多。本书即从上述馆藏明刻孤本、稀见本中选录。确定孤本的范围限于大陆，即凡大陆藏书只此一部，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所谓秘笈，即指流传稀少的古籍品种，以大陆公藏单位收藏不超过四家为限。本书收录古籍凡40种，按四部分类法编排，经部8种，史部13种，子部8种，集部11种。每种书均由编者撰写提要，说明作者、内容、版本、收藏等情况。本书集中收录了较为稀见...(展开全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北京大學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從海外搶救回歸的，共有3300多枚竹簡，抄寫年代約為西漢中期，竹書內容全都屬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種文獻，內容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略”中的各大門類。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內容為數術類文獻五種：《節》、《雨書》、《揕輿》、《荊決》、《六博》。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北京大學於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從海外搶救回歸的，共有3300多枚竹簡，抄寫年代大約在西漢中期。竹書內容全都屬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種文獻，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略”中的各大門類。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內容則為子部文獻四種：《 周馴》、《趙正書》、《儒家說叢》、《陰陽家言》。大部均較完整。《周馴》全篇採用“周昭文公”訓誡“共太子”的形式，通過講述古代聖主賢君故事來闡發治國為君之道。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北京大學於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從海外搶救回歸的，共有3300多枚竹簡，抄寫年代大約在西漢中期。竹書內容全都屬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種文獻，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略”中的各大門類。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內容則為子部文獻四種：《 周馴》、《趙正書》、《儒家說叢》、《陰陽家言》。大部均較完整。《周馴》全篇採用“周昭文公”訓誡“共太子”的形式，通過講述古代聖主賢君故事來闡發治國為君之道。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北京大學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從海外搶救回歸的，共有3300多枚竹簡，抄寫年代約為西漢中期，竹書內容全都屬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種文獻，內容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略”中的各大門類。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內容為數術類文獻五種：《節》、《雨書》、《揕輿》、《荊決》、《六博》。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北京大學於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從海外搶救回歸的，共有3300多枚竹簡，抄寫年代大約在西漢中期。竹書內容全都屬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種文獻，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略”中的各大門類。這批西漢竹書是繼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之後問世的又一座漢代典籍寶庫，對於中國上古歷史、思想、文化、科技、書法藝術等領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收《蒼頡篇》（《倉頡篇》）一篇，現存完簡五十七枚，殘簡三十枚，經綴連後，有完簡六十二枚，殘簡二十枚，共約1300多字, 是迄今所見存字最多, 保存狀況最好的西漢《蒼頡篇》傳本, 而且較多地保留著秦本原貌。

《復旦大學圖書館珍稀方志叢刊》序 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葛劍雄 我第一次得知方志很有价值是在讀中學時，那時看到一篇介紹中國方志的文章，在說了方志如何有用后，又提到日本在侵略中國前曾派人大量收集中國的方志，因此將中國的底細了解得一清二楚。當時真想馬上找一部方志來看看，究竟里面記載了什麼內容。另一方面，心中也不無疑惑：要是方志中真有那麼多祕密，為什麼不藏起來？日本人能利用，為什麼我們自己反而不利用呢？ 直到我成為曆史地理專業的研究生，師從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后，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方志，並將方志中的材料運用于研究，原來的神祕感也隨之消失。1981年7月我隨先師去太原參加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先師在會上作了一次學朮報告，著重談了地方史與地方志的區別，比較全面闡述了方志的价值。1982年先師在成都拜訪任乃強先生，我隨侍在側。任先生談到他被武警黃金部隊聘為顧...(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