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北京历年出土的辽金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专集，收入各类研究文章60篇，展示了辽，金历史文化的辉煌。其中近一半文章为首发，研究的文物个休也多为近年的考古发现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一书新公布的文物资料。另一大半文章辑于《北京文博》、《北京文物与考古》等报刊，时限绝大多数为2000年以后，旨在努力反映出新世纪北京辽金考古学术成就的前沿进展情况。另外，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少数几篇撰写于2000年以前，作者多是声望较高、年龄较大的学者，因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研究中，致力多年，各学甚丰，还考虑他们对于像房山刻经、城市都邑形成、金石学研究等方面研究的深度，后学者尚难企及，所以选辑了他们以前撰述的文章，以补某些领域研究文章的空白。

诸葛净的《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辽金元时期北京的城市空间秩序及其变迁展开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将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城置于宏观的政治与经济变迁脉络中考察城市角色从地区中心向都城的转换，及其对城市物质空间发展带来的影响。下篇则将宫殿、坛庙、市场、道路等既作为社会力量的载体，也作为主要的城市形态构成要素，从权力运作、经济体系等方面展开讨论，揭示国家制度建构、日常生活状态与城市形态变迁间的关系。

《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保护研究》介绍了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的概况，系统论述了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的制作工艺、制作材料及结构，对壁画的颜料、病害机理、保护及修复工艺等方面也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本套书完整展示了首都北京自元以来汉藏民族交往的形象历史，以文物个案的研究构成纵向历史框架，将北京藏传佛教美术与整个中国多民族美术史的发展与演变结合起来，集中考察北京藏传佛教文物，从留存的寺塔、壁画、金铜佛、唐卡、卷轴画、石刻碑铭、经板印画等个案研究入手，搜集涉及北京藏事的汉藏文史料，结合其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建构北京的汉藏传佛教艺术史，以文物与艺术的特殊视角叙述一部浓缩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史，当然也是元明以来藏族文化艺术在祖国内地的发展传播史。本套书对北京藏传佛教美术的研究作为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文化现象进行总体把握，将汉藏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系及汉藏美术交流作为主线,从中揭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辽金科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所谓“历久”，是因为早在清朝中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乾隆时的学者厉鹗，鉴于《辽金科举研究》不为选举立“志”，遂就其当时所涉猎的内容，在其“辽史拾遗”中为之作“补选举志”，从而开启了对辽代科举的研究。从今天的角度看，《辽金科举研究》并不完整，所录史实也并非皆准确无误，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本书是我二十多年来学习辽、金史，探索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劳动结晶。书中的内容多为最近几年才完成的研究成果，有一些成果虽然以前曾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过，但在收进本书时，又做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辽、金两朝的历史研究，历来被视为中国断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我之所以能接触到这一领域，并非偶然。二十多年前，我在吉林大学攻读东北地方史硕士研究生时，在恩师张博泉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个探讨有关金代科举制度的学位论文，之后就对金史产生了兴趣。由于辽、金两朝历史关系密切，后来又相继对辽史的某些课题做了探索，但主要还是涉及金史的内容较多，这在本书的具体篇章方面也有所反映。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只是客观地记录了我对辽、金史有关问题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和轨迹。关于辽金两代的历史，中外学者都先后做过不同程序的研究，其成果亦颇可观。先哲云“学无止境”。我个人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全部)

辽金科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所谓“历久”，是因为早在清朝中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乾隆时的学者厉鹗，鉴于《辽金科举研究》不为选举立“志”，遂就其当时所涉猎的内容，在其“辽史拾遗”中为之作“补选举志”，从而开启了对辽代科举的研究。从今天的角度看，《辽金科举研究》并不完整，所录史实也并非皆准确无误，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一、选录范围包括汉、元、明、清各时期的织绣精品（均包括服装）150余件。 二、凡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北京地区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尽可能对其不同的品种和纹样形式加以精选收录。 三、选录的织绣按时代顺序、品种、样式编排。同一时代织绣，出土文物在前，传世品在后。品种分丝织、缂丝和刺绣三大类，每一类又分织料、服装、欣赏品等。 四、卷首有《北京地区织绣艺术》作为概论，图版有随文说明和附录简介。对于织绣文物的名称、年代、原存地和现存地均有介绍。学术界对于某件藏品存在的不同见解在图版说明中加以介绍，以供研究者参考。 五、有关织绣名称，均以织绣专家认定的学名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