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北魏各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出发，细致梳理了北魏考课制度形成、确立、演变和破坏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北魏考课制度与胡汉二重行政体制的关系，分析了全方位的官员考课对胡汉二重体制走向一元制度的影响，从理论上指出有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当能对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全国境内各个官员的行政绩效加以考课，因此中央政府对于考课制度是否能有效执行，应当看作中央集权是否能有效执行的重要指标。分析了北魏考课制度与选举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北魏由于秀孝策问内容的专业化、选举对象的变化以及中正职能的转变，考课和选举逐渐剥离。并探讨了考课和俸禄制之间的关系，北魏考课与大使巡行、吏民告发以及官员的升迁、惩罚的关系。

本书从北魏各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出发，细致梳理了北魏考课制度形成、确立、演变和破坏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北魏考课制度与胡汉二重行政体制的关系，分析了全方位的官员考课对胡汉二重体制走向一元制度的影响，从理论上指出有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当能对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全国境内各个官员的行政绩效加以考课，因此中央政府对于考课制度是否能有效执行，应当看作中央集权是否能有效执行的重要指标。分析了北魏考课制度与选举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北魏由于秀孝策问内容的专业化、选举对象的变化以及中正职能的转变，考课和选举逐渐剥离。并探讨了考课和俸禄制之间的关系，北魏考课与大使巡行、吏民告发以及官员的升迁、惩罚的关系。

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清代考课制度研究的专著，内容涉及文官京察、大计、武官军政。作者利用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探讨考课制度的指导思想、确立过程、规则程序、运作特点、及其得失，阐述了制约其发挥作用的诸因素。揭示了在皇权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考课制度与皇帝、国家、官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对清代官僚政治、皇权控制、吏治整顿、满汉关系等问题也有简略明晰的评述。

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清代考课制度研究的专著，内容涉及文官京察、大计、武官军政。作者利用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探讨考课制度的指导思想、确立过程、规则程序、运作特点、及其得失，阐述了制约其发挥作用的诸因素。揭示了在皇权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考课制度与皇帝、国家、官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对清代官僚政治、皇权控制、吏治整顿、满汉关系等问题也有简略明晰的评述。

《北魏王言制度研究/一苇丛书》是一部学术专著，系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以北魏王言制度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了北魏的政治制度。王言为皇帝的御用文书，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中古时期文书行政研究的重要內容。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王言既是制度革创的载体，亦是政治决策的重要方式，经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一须遵循王言之体的书式、用语，二须遵循王言的生成与出纳机制，二者构成王言制度的双重向面。王言制度是考察北魏及南北朝政治史的一扇窗。

《北魏王言制度研究/一苇丛书》是一部学术专著，系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以北魏王言制度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了北魏的政治制度。王言为皇帝的御用文书，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中古时期文书行政研究的重要內容。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王言既是制度革创的载体，亦是政治决策的重要方式，经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一须遵循王言之体的书式、用语，二须遵循王言的生成与出纳机制，二者构成王言制度的双重向面。王言制度是考察北魏及南北朝政治史的一扇窗。

《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选题明确，角度新颖，视野广阔，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并用史料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将中国古代考课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课制度，前贤们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对该时期的考课制度作系统且动态性的研究，尚未见到。

《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选题明确，角度新颖，视野广阔，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并用史料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将中国古代考课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课制度，前贤们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对该时期的考课制度作系统且动态性的研究，尚未见到。

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古时代文书行政研究的題中之义。自秦始皇建皇帝号，改“命”曰“制”、“令”曰“诏”，经西汉的发展完善后，王言形成制书、诏书、策书（册书）、戒敕四种较为规整的御用文书体制（文体），历汉魏而不移。北魏的王言之制承继魏晋，其文体亦与之同。作为皇帝御用文书，制书、诏书、册书、敕书四者具有书式、行用场合、行政机能之差异。以行政机能而言，制书、诏书与敕书皆可在官僚系统中流通并发挥政令效力，如颁行法令、处理政务，而册书则与前三者存在较大差异，最直接的体现有两点：其一，册书作为礼仪性皇帝文书，不需要官僚署位；其二，册书的生成必须以册命制书或册命诏书为前提。据书式而言，制书行用“制诏御史”（西汉）、“制诏三公”（东汉魏晋），诏书行用“制诏某官某”式，册书行用“皇帝咨某官某”式等。北魏制书的书式，管窥所及，见于史载的制书（诏书）式既有...(展开全部)

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古时代文书行政研究的題中之义。自秦始皇建皇帝号，改“命”曰“制”、“令”曰“诏”，经西汉的发展完善后，王言形成制书、诏书、策书（册书）、戒敕四种较为规整的御用文书体制（文体），历汉魏而不移。北魏的王言之制承继魏晋，其文体亦与之同。作为皇帝御用文书，制书、诏书、册书、敕书四者具有书式、行用场合、行政机能之差异。以行政机能而言，制书、诏书与敕书皆可在官僚系统中流通并发挥政令效力，如颁行法令、处理政务，而册书则与前三者存在较大差异，最直接的体现有两点：其一，册书作为礼仪性皇帝文书，不需要官僚署位；其二，册书的生成必须以册命制书或册命诏书为前提。据书式而言，制书行用“制诏御史”（西汉）、“制诏三公”（东汉魏晋），诏书行用“制诏某官某”式，册书行用“皇帝咨某官某”式等。北魏制书的书式，管窥所及，见于史载的制书（诏书）式既有...(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