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本书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和俸禄制度4章。研究对象是汉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职官制度。对于这一时期中央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的三省制；一是从唐前期的三省制变为唐后期以及五代北宋前期的使职差遣制。着重对史学界讨论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使职制度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使然。而地方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郡县二级制变为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一是从隋及唐前期州县二级制变为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同样对史家着墨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都只须实行二级制，新增的第三级，主要是由监察区划演变而成，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

陈仲安（1922—1993），历史学家，汉唐历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负责“二十四史”《北史》点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并具体参与该书词条的撰写。 王素（1953— ），历史学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先后参加或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官制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曾被誉为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本书以元朝官制的形成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前四汗时期官制研究中比较薄弱之处，修正了前人的一些普遍看法。本书认为，元朝的官制主要形成于三个时期：一是太祖朝，二是太宗朝，三是世祖朝。世祖朝奠定的有元一代官制是在继承延续前四汗时期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适当补充和更新，世祖的“采行汉法”其实也是前四汗时期政治实践的继续和自然演变，而不是另起炉灶。前四汗时期和世祖继位后时期两个阶段间政治制度上一脉相承的一面，研究者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唐代东都职官制度研究》以唐代尤其安史之乱后东都独具特色的职官体系为研究对象，借助出土墓志等新材料的搜集分析，梳理、恢复、补充和考证典制文献缺乏系统记载的东都留守府、分司等职官体系的结构、成员、职掌等，探讨其形成和沿革，以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东都洛阳在唐代政治、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

秦汉职官制度研究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点，但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秦代官制的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推进。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秦代简牍及封泥资料的陆续出土公布，使得秦代官制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秦代官制考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力作。全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见秦简牍、玺印封泥和青铜器等出土资料，对秦代职官与官署名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详细补正，并围绕秦代守官假官制度、都官制度、乡里职官制度、官吏法与执法吏等诸多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书的出版，对秦汉职官制度及秦汉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书从北魏各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出发，细致梳理了北魏考课制度形成、确立、演变和破坏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北魏考课制度与胡汉二重行政体制的关系，分析了全方位的官员考课对胡汉二重体制走向一元制度的影响，从理论上指出有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当能对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全国境内各个官员的行政绩效加以考课，因此中央政府对于考课制度是否能有效执行，应当看作中央集权是否能有效执行的重要指标。分析了北魏考课制度与选举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北魏由于秀孝策问内容的专业化、选举对象的变化以及中正职能的转变，考课和选举逐渐剥离。并探讨了考课和俸禄制之间的关系，北魏考课与大使巡行、吏民告发以及官员的升迁、惩罚的关系。

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古时代文书行政研究的題中之义。自秦始皇建皇帝号，改“命”曰“制”、“令”曰“诏”，经西汉的发展完善后，王言形成制书、诏书、策书（册书）、戒敕四种较为规整的御用文书体制（文体），历汉魏而不移。北魏的王言之制承继魏晋，其文体亦与之同。作为皇帝御用文书，制书、诏书、册书、敕书四者具有书式、行用场合、行政机能之差异。以行政机能而言，制书、诏书与敕书皆可在官僚系统中流通并发挥政令效力，如颁行法令、处理政务，而册书则与前三者存在较大差异，最直接的体现有两点：其一，册书作为礼仪性皇帝文书，不需要官僚署位；其二，册书的生成必须以册命制书或册命诏书为前提。据书式而言，制书行用“制诏御史”（西汉）、“制诏三公”（东汉魏晋），诏书行用“制诏某官某”式，册书行用“皇帝咨某官某”式等。北魏制书的书式，管窥所及，见于史载的制书（诏书）式既有...(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