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300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 本书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中西方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西风东渐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西风东渐之前，有一股强劲的东风西渐。欧洲于十八世纪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把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乃至市井细民全都卷入其中，不少欧洲人如痴如醉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 思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商品的西去和传教士的东来，固然为欧洲的“中国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条件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的。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本书以详实的材料介绍了中国文化在18世纪传入欧洲的经过，叙述它对欧洲文学、艺术、思想、政治、经济、科技等的影响。

本书篇幅不大，通过一件司法案件再现清代中期普通人在宏大的国家、严密的制度下如何生存。作者在僵化的史料背后，试图重新塑造逝去的历史中的人物的生命。通过具体的描述，使我们真正进入一直靠抽象概念理解的乡村世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现实中。 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再现十八世纪中国司法制度的优越：理性官僚组织之严密、文书系统、审讯程序、破案限期、法医制度等等。但也指出其局限性：刑讯始终是司法制度内的“标配”之一；法医地位极低，其专业意见被官员随心所欲地利用或扭曲。比较十八世纪中西方司法制度，之所以中国在十八世纪没有像欧洲一样放弃刑讯制度是因为传统中国的案件审判需以招供作为结案的标志，而当时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出现、欧洲大陆证据法的应用则促使了刑讯的废除。

本案为明清十大“奇案”之一，《大宋提刑官》以此为蓝本，本案有2个截然相反的版本，十分离奇，陷入“罗生门”。本书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再现了十八世纪中国司法制度的优越：理性官僚组织之严密、文书系统、审讯程序、破案限期、法医制度等等。但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刑讯始终是司法制度内的“标配”之一；法医地位极低，其专业意见被官员随心所欲地利用或扭曲。比较十八世纪中西方的司法制度，之所以中国在十八世纪没有像欧洲一样放弃审讯制度是因为传统中国的案件审判需以招供作为结案的标志，因此地方官为了保护政绩不得不进行审讯逼供。而当时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出现、欧洲大陆证据法的应用则促使了审讯的废除。

本书是一部研究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历史的著作，在法英等国享有盛誉，有经济史“经典”之说。本书主要叙述经济史实，材料很丰富；对于经济理论的转变，如自由放任思想的确立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叙述。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英国产业革命很有参考价值。

18世纪中朝文人的交往由于其本身的丰富性、独特性以及在两国文化交流众多方面的开创之功，使得它在整个中韩学术交流史中尤显突出。本书在对“碎片化”资料作仔细排比整理的基础上，一方面勾勒出18世纪中朝文人间一些重要交流的全貌，如文学批评、请序题跋等，并细致分析了其特点和意义，另一方面，又以述论结合的形式较为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中朝文士在交流分期、空间、人物、家族、内容等丰富的内涵，且以长编、事表及资料展示了历史真实，不仅在兼综前人成果基础上填补了当下清代中韩学术交流的空白，更对为何发掘利用域外汉籍史料建构东亚文明交流史提供了探索性的成果与研究范式。

18世纪中朝文人的交往由于其本身的丰富性、独特性以及在两国文化交流众多方面的开创之功，使得它在整个中韩学术交流史中尤显突出。本书在对“碎片化”资料作仔细排比整理的基础上，一方面勾勒出18世纪中朝文人间一些重要交流的全貌，如文学批评、请序题跋等，并细致分析了其特点和意义，另一方面，又以述论结合的形式较为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中朝文士在交流分期、空间、人物、家族、内容等丰富的内涵，且以长编、事表及资料展示了历史真实，不仅在兼综前人成果基础上填补了当下清代中韩学术交流的空白，更对为何发掘利用域外汉籍史料建构东亚文明交流史提供了探索性的成果与研究范式。

本书是狄金森先生的代表之作，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民众政治文化。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审视了英国人民影响现存政治机构或利用他们的既有权力的四种主要途径，通过考察英国人民在议会选举、压力集团、当地城市社区、民众示威集会的作用，探讨他们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权力来影响政治制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英国人日益政治化的方式以及他们为塑造其所生存的政治世界的努力。作者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特点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的、并塑造许多人所处政治环境的决策。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挑战有限的贵族精英主宰法庭和议会，并对主要政府机构和国家重要决策施加过分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贵族统治可以如此持久、有效并被广泛认可。

本书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巨著的导言。1856年，马克思在翻阅英国博物馆保藏的外交手稿时，发现了一些能够说明英国政府同俄国政府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已经秘密勾结的文件。马克思曾经设想利用这些文件撰写一部篇幅为二十个印张的著作来揭露这种卑鄙行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是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标题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它最初在英国《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1856年6-8月）上部分发表过，后来全文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8月-1857年4月）。 本书共分六章。在第一章中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四件秘密书函；在第二、四、六章中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即《北方危机》、《防御条约》和《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马克思认为这些历史资料是判断十八世纪欧洲外交关系的重要依据，因此详加批注，重新发...(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