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集说》是明代篆刻家甘旸（字旭甫）的印学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梳理印章源流、制度、篆法及刀法，并摹刻秦汉玺印为谱例，图文互证，理论与实践并重。该书继承了文彭以来的文人篆刻理念，以“复古”为宗，对晚明印学的规范化与篆刻艺术的独立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史记》的记事，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既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 《史记》思想上的成就在我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第二部史学著作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其一，是表现了司马迁相素的唯物思想。 其二，是表现了司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展开全部)

本书分考古、地理、楚简、秦汉简牍四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中国早期坟丘墓的若干问题；淅川下寺2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等。

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旨在辨明《仪礼》经、传、记的区别，阐发郑玄《仪礼注》的疏失。《集说》征引多人的笺释成果，断以己意。敖氏按照《仪礼》各卷的主旨分段规章，每一章均拟一简短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敖继公不迷信郑注，敢于质疑经文及郑玄注的讹误疏失，明代以后，其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钱大昕、王鸣盛、曹元弼等人都对其有较为激烈的批评，期间差别，只是治学风气和取向不同而已。 此次整理，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元刻明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为校本。偶有四种底本经注皆误者，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改正。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展开全部)

本书分考古、地理、楚简、秦汉简牍四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中国早期坟丘墓的若干问题；淅川下寺2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等。

《礼记集说》主要整理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万久富。《礼记集说》名为“集说”，实际上其主体仍然是陈澔个人对《礼记》的注解，其特色是“不废汉唐注疏，兼采宋儒义理之说”，“承诸子之说而有所取舍”，“喜浅近之说”。堪称宋元人以义理注经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