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杰出欧洲中世纪史专家帕特里克·格里的论文选编，所收论文涵盖了他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主要方面，涉及族群意识、社会变迁、文化结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等多个重要领域。 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格里的研究，不仅看他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给出解释，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回应当下社会的历史焦虑，以及如何践行历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本书是杰出欧洲中世纪史专家帕特里克·格里的论文选编，所收论文涵盖了他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主要方面，涉及族群意识、社会变迁、文化结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等多个重要领域。 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格里的研究，不仅看他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给出解释，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回应当下社会的历史焦虑，以及如何践行历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记忆在社会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对历史编纂的基本形式产生过巨大影响。不过记忆转化为历史的过程却颇为不易。本书收入《过去／现在》、《古代／现代》、《记忆》、《历史》四篇专题论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反思历史学，深入探讨人类经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日人类创造的或日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史学与记忆进行思考与解释，体现出为了探究真相所需要的深邃的和反思的精神，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具备一切科学的特征和一切专业的特征。这对我们关注史学前沿最新动向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中国史学充分借鉴西方最新学术路径。

近年来，“记忆”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记忆”一词既代表着一个新的、独特的研究领域，又代表着一种崭新的途径，借之可以将历史概念化，成为更普遍的探索领域。本书针对关于记忆的各种探讨和理论，提供了容易进入又发人深思的引介，所涉及的主题凝聚着历史学家的普遍关切。全书关注记忆在所谓历史过程中的角色，考察了个体与集体之间、作为遗存的记忆与作为重构的记忆之间，以及记忆与历史作为各种回顾性知识形式之间的关联。

近年来，“记忆”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记忆”一词既代表着一个新的、独特的研究领域，又代表着一种崭新的途径，借之可以将历史概念化，成为更普遍的探索领域。本书针对关于记忆的各种探讨和理论，提供了容易进入又发人深思的引介，所涉及的主题凝聚着历史学家的普遍关切。全书关注记忆在所谓历史过程中的角色，考察了个体与集体之间、作为遗存的记忆与作为重构的记忆之间，以及记忆与历史作为各种回顾性知识形式之间的关联。

记忆在社会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对历史编纂的基本形式产生过巨大影响。不过记忆转化为历史的过程却颇为不易。本书收入《过去／现在》、《古代／现代》、《记忆》、《历史》四篇专题论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反思历史学，深入探讨人类经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日人类创造的或日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史学与记忆进行思考与解释，体现出为了探究真相所需要的深邃的和反思的精神，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具备一切科学的特征和一切专业的特征。这对我们关注史学前沿最新动向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中国史学充分借鉴西方最新学术路径。

本卷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共收录了11篇论文，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尤其是在告别帝制、民国建元的时刻，承载着古老文明意识的历史遗迹随处可见。而如何看待、处理和安置这些“历史与记忆”，使它们不断融入“现代”中国的现代生活之中，相关讨论、争议贯穿了整个民国乃至共和国初建时期。在大量典籍、诗文、建筑、城市规划、民族国家等问题的“书写”互动下，作者直面各种形态的材料，条分缕析，抽丝剥茧，既结构化地呈现了古都北京逐渐消逝的气息，又在现代性理论上做出推进的尝试，是“历史与记忆”本土化思考的范例。

本书从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对历史之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书写”的批评，罗伯特·扬审查了西方思想中（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的不同“历史”概念。他考察了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以及萨特力图建造对历史的更加合理的理论尝试，以及阿尔都塞和福柯建立“非历史主义”的历史理论努力，罗伯特·扬最终认为，所有单一陈述历史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

一代代学者把大屠杀和德国的军事野心分离开来，但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驳斥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并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德国对同盟国的战争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战争有着紧密联系。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土为希特勒所控制，灭绝犹太人成为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尤其是在东部，早在建立死亡集中营之前，德国军队和投敌者就开始实行大规模枪击，致死许多人丧生，整个犹太社区被铲除殆尽。隆美尔袭击埃及是为达成更大目标的踏脚石——铲除住在巴勒斯坦的四十万犹太人。珍珠港事件之后，希特勒注意到美国一开始更注重对德而非对日战争，便以此作为有权势的犹太人利益集团左右美国政策的证据，因而通过“最后解决”方案证明其对犹战争的合法性并将战争进一步升级。德国公众是知道的。布莱克提供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定都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这场大屠杀有所察觉。在最后一章中，他尖锐地解...(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