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众多，影响深远。灾害过后，为加强社会控制和抵御灾害，政府有时会采取调整政区的措施。历史政治地理对自然灾害的响应有四种方式：一是政区之间重新划界，二是治所迁移，三是政区的新建或裁撤，四是地名更改。从灾种来看，水灾、地震及沙漠化对政区变化的影响巨大，主要是因为这三种灾害破坏力强，会对地表造成巨大的变化，从而推动政区的调整。旱灾、蝗灾破坏力有时候不亚于水灾、地震，但基本上是对经济上的破坏。本书在宏观阐述自然灾害对中国古代政区调整的影响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政治地理对明清时期黄淮平原水患的响应。

土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要素，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十分广泛。举凡农作、器物、居所、城墙、道路乃至信仰，都会围绕土而展开与变迁。一般所言土地或土壤，只专指能够生长陆地植物，特别是农作物的那部分土而言。由于农作物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所以过去关于土的历史研究多围绕着农作进行，可称之为“以土地为中心”的研究。本书则将视域从“土地”扩展到“土”，选取明清山西作为研究的时空范围，借用环境史这一研究维度，从人们增加粮食产出量的努力、劳动力向土相关行业的转移、窑洞与城墙建筑的华丽变身、对土路固有缺陷的持续治理等物质层面及蜿蜒土龙所支撑的龙脉信仰等精神层面切入，钩沉了一段“以土为中心”而不只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历史实况，揭示了历史时期人土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与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关历史研究由“土地叙事”向“土叙事”的转变，为之后构建“土历史”的研究范式...(展开全部)

序二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结晶。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实体而存在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历史上城与市不是同一概念，古典文献训曰：“城，以盛民也”。(《说文》)“城，所以守也。”(《墨子·七患》)“市者，买卖之所也。”(《说文》)“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市，恃也，养赡老小恃以不匮也。”(《风俗通》)前者偏重于军事，后者偏重于经济，但都含有人口聚集之意。按古典释义城市应是带有军事防御性的贸易发达的居民集结社区。其实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铨释最为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19卷264页)城市基本上是脱离农业的人口聚居地，是...(展开全部)

序二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结晶。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实体而存在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历史上城与市不是同一概念，古典文献训曰：“城，以盛民也”。(《说文》)“城，所以守也。”(《墨子·七患》)“市者，买卖之所也。”(《说文》)“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市，恃也，养赡老小恃以不匮也。”(《风俗通》)前者偏重于军事，后者偏重于经济，但都含有人口聚集之意。按古典释义城市应是带有军事防御性的贸易发达的居民集结社区。其实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铨释最为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19卷264页)城市基本上是脱离农业的人口聚居地，是...(展开全部)

本书以明清时期苏州府太仓州太原王锡爵及其子孙王时敏、王掞等为中心，考察王家与明万历年间东林党争、崇祯年间复社，以及清初文社党争之间的联系，探讨东林党、复社等党社活动的过程、性质和历史意义。内容包括万历年间言路问题考察，王锡爵内阁与东林党的隔阂与对立，崇祯年间的王时敏家与太仓地方社会中的复社，明末太仓士人陆世仪与文社，明末清初王时敏家经济生活的演变，清初江南的文社与党争等，通过关注行为动机和人群结合原理的视角，阐释明清时期党社的发展演变。

本书以明清时期苏州府太仓州太原王锡爵及其子孙王时敏、王掞等为中心，考察王家与明万历年间东林党争、崇祯年间复社，以及清初文社党争之间的联系，探讨东林党、复社等党社活动的过程、性质和历史意义。内容包括万历年间言路问题考察，王锡爵内阁与东林党的隔阂与对立，崇祯年间的王时敏家与太仓地方社会中的复社，明末太仓士人陆世仪与文社，明末清初王时敏家经济生活的演变，清初江南的文社与党争等，通过关注行为动机和人群结合原理的视角，阐释明清时期党社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以《燕行录》为核心资料，以明清地方志和现代气象、水文资料为补充，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尝试进行包括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地理意象等方面的历史地理研究。 《燕行录》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天文等各方面的资料。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们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山川风貌、地理形势、驿道里程等情况。加上这一文献具有史料记载的连续性，如果按整个明清时期的时间顺序来进行解读，可以从中了解地名、聚落、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 朝鲜人从不同角度观察明清时期的一景一物，记载了许多中国文献缺载的史料，因此将《燕行录》与方志等中国文献进行比较分析，是探讨“他者”眼中的中国、“从周边看中国”的新的路径。

《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以《燕行录》为核心资料，以明清地方志和现代气象、水文资料为补充，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尝试进行包括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地理意象等方面的历史地理研究。 《燕行录》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天文等各方面的资料。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们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山川风貌、地理形势、驿道里程等情况。加上这一文献具有史料记载的连续性，如果按整个明清时期的时间顺序来进行解读，可以从中了解地名、聚落、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 朝鲜人从不同角度观察明清时期的一景一物，记载了许多中国文献缺载的史料，因此将《燕行录》与方志等中国文献进行比较分析，是探讨“他者”眼中的中国、“从周边看中国”的新的路径。

本书尝试从历史文献本身、古人记录和今人研究所常用的概念术语，以及政治活动和行为在空间的展开过程等专题入手，在现有元明清以朝代为单位的断代式政区地理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纪事本末”的垂直要素分析方法，以统县政区省路府州等主要地方行政区划类型对象，展开长时段的连续政区地理研究，复原具体政治过程的地理区域变迁，总结和归纳我国历史时期地方行政区划体系演变的基本历史规律与重要阶段性特征，对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