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丛是五十年来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经典著述的汇编，共分十三个专题，十四册，分别是：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制度与国家；政治与权力；思想与学术；社会变迁；经济脉动；城市与乡村；家族与社会；妇女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礼俗与宗教；生命与医疗；美术与考古。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宽重、邢义田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担任总主编。每一专题均由在该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台湾学者担任主编。每册书前附有总编所作的序和分册主编导言。各册导言的宗旨，在于综论台湾中国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内外背景和发展大势，并介绍当册作者和论文的特色。有些偏重于介绍收录的论文和作者或收录的缘由，有些偏于介绍世界性史学研究的大趋势，有些又以分册主编对某一领域的看法为主轴，各俱特色。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简短的作者小传和本文的原刊数据，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进一步的查考。 　　丛书汇集众多国际之...(展开全部)

该论丛是五十年来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经典著述的汇编，共分十三个专题，十四册，分别是：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制度与国家；政治与权力；思想与学术；社会变迁；经济脉动；城市与乡村；家族与社会；妇女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礼俗与宗教；生命与医疗；美术与考古。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宽重、邢义田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担任总主编。每一专题均由在该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台湾学者担任主编。每册书前附有总编所作的序和分册主编导言。各册导言的宗旨，在于综论台湾中国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内外背景和发展大势，并介绍当册作者和论文的特色。有些偏重于介绍收录的论文和作者或收录的缘由，有些偏于介绍世界性史学研究的大趋势，有些又以分册主编对某一领域的看法为主轴，各俱特色。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简短的作者小传和本文的原刊数据，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进一步的查考。 　　丛书汇集众多国际之...(展开全部)

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授“史学方法”一课，连续开讲四个年度，并整理成书。就内容而言涉及史料处理、史实重建、史学理论诸方面。大至史学研究的选题、结构，小至论文撰写的引证、注脚等无所不包。王尔敏先生此处所标举之方法并非得自理论演绎，而是出于实际研究，累积多人多年经验而来，提出普遍通行原则，以广泛应用于治理学问者。看似平淡无奇，但字字自出机杼，俱有本可依，有法可循。

王尔敏（1927— ），河南周口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专长领域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以及方志学等。王尔敏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史学方法的思考方面也颇见功力，毕生心得俱见于《史学方法》一书。

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授“史学方法”一课，连续开讲四个年度，并整理成书。就内容而言涉及史料处理、史实重建、史学理论诸方面。大至史学研究的选题、结构，小至论文撰写的引证、注脚等无所不包。王尔敏先生此处所标举之方法并非得自理论演绎，而是出于实际研究，累积多人多年经验而来，提出普遍通行原则，以广泛应用于治理学问者。看似平淡无奇，但字字自出机杼，俱有本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是一部研究和总结史学方法的专著，内容精练、严密，共有五编十五章内容，五编分别为论历史、论史料、论考证、论解释、论著作。本书撰成于1937至1939年间，但出版于1945年，当时正值史学界酝酿着巨大变动的重要时刻，它的出版有利地推动了当时一股反思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在书中，陆懋德有很多独到见解，体现了当时相关领域取得的高水平。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发掘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检验古代史研究，重视历史解释在史学方法中的作用，并力图突破将历史研究等同于史书考证的倾向。

书中通过区别直接史料、间接史料，官家记载、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外国记载，等等，使人了解各种史料的价值。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鉴别与应用方法，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金针度人，为后来人做研究提供了便利。

本书为傅斯年的代表作，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分析、鉴别与应用方法，而且强调了“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观点。另附其残稿“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何兹全先生评价此稿“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史学方法导论》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十三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先生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发掘、鉴定与应用的方法，而且强调了“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一贯观点。其他十二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

《史学方法导论》主要内容：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