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讲述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虽为残稿，但学术地位及学术影响巨大，何兹全先生评价，此书“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这篇文章（指《夷夏东西说》）以前，中国古代史毫无系统可言。” 《史学方法导论》一书则完全代表了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是这种治史原则的完整体现，当年影响巨大，人称傅斯年开创了“史料学派”。

书中通过区别直接史料、间接史料，官家记载、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外国记载，等等，使人了解各种史料的价值。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鉴别与应用方法，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金针度人，为后来人做研究提供了便利。

本书为傅斯年的代表作，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分析、鉴别与应用方法，而且强调了“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观点。另附其残稿“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何兹全先生评价此稿“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史学方法导论》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十三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先生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发掘、鉴定与应用的方法，而且强调了“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一贯观点。其他十二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

《史学方法导论》主要内容：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本书中的《史料论略》，可以说是傅斯年史学方法理论的充分阐释和总结。傅斯年认为整理史料的关键就在于比较不同的史料。他区别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官家记载与民间记载、本国记载与外国记载、近人著述与远人著述等等。其中，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区分是更为根本的。根据傅斯年的看法，凡未经中间人改动的，是直接史料；经中间人改动的，是间接史料。但间接史料并非就没有价值。没有间接史料，就不易发现直接史料的意义，而直接史料本身又可以校正间接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比对研究，就能推进史学的研究。本书的出版，能推动史学、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

《史学方法导论》系作者（傅斯年）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稿。原书七讲，现仅存第四讲，原“拟目”保留供读者参考。编者还从《傅斯年全集》中选录了十篇与其史学理论相关的文章。内容包括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等。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有关中国上古先秦史的研究性论文集,一共收入了五篇代表作：《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篇与篇之间有联系，有系统性，探讨涉及到了中华文化的发端、早期发展、正统传承等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这几篇都是在发表当时极具新意，对古史研究有突破性和开创性意义的论述，其中的发现使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有了系统的脉络可循。

傅斯年撰写该书的主旨是用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中国上古时代族群的分布、发展和融合。其基本理论是：在上古时代，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生活着东西两大族群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夏商周时代，夏主要生活在西方，在东方渤海周围，生活着许多夷族部落，后殷商统领诸夷族兴起灭夏。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揭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傅斯年的中国上古东西两大族群对峙发展理论得到学术界的逐步认可，”傅斯年所系统论述的先秦东西两大族群的对峙和发展“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钥匙。”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有关中国上古先秦史的研究性论文集,一共收入了五篇代表作：《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篇与篇之间有联系，有系统性，探讨涉及到了中华文化的发端、早期发展、正统传承等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这几篇都是在发表当时极具新意，对古史研究有突破性和开创性意义的论述，其中的发现使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有了系统的脉络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