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展开全部)

本书收入作者数十年来对于史学前贤和史学名著的体悟，既有前辈身影失而重睹的历史情缘，又有作者阅读时的特殊心境，还有对于一些史学思潮的反思。作为一种过来人的经历，独具一格的中西史学观察，对年轻人珍重学术史定会有不少启发，无疑可以让人在学术传承的脉络中汲取养分，在百年探索不已、交相激荡中重塑中国史学的未来。

清代史學，以考據為大宗，而衡評、撰述之業，亦有可觀。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洵為考據鉅著；顧炎武之日知錄、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則以考據方法，完成撰述目的，歷代興亡大端，賴以暴白；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全祖望之宋元學案，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王夫之之讀通鑑論、宋論，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其他殊值稱述者，不一而足。故清代史學，實有千門萬戶之觀。 清末民初以來，西方史學東漸，其勢洶湧，而清代史學，未被衝出潮流之外，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本書特詳於清初及乾嘉之史學，晚清史學約略及之，詳論之史家共十八人，涉及之史家約六十人。 一 清代史学之地位 二 王夫之与中国史学 三 顾炎武于清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 四 黄宗羲与清代浙西史学派之兴起 五 戴名世之史学 六 吴炎、潘柽章之史学与风节 七 钱谦益其人及其史学...(展开全部)

基于民主立场，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史学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清代史学成就远超明代，并与世界史学交相辉映。杜维运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十位清代史学家为例分述清代史学，首揭清代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本书有意将清代史学放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脉络来理解，强调清代史学具有征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以及寓解释于叙事的特点；同时，清代史学家在个人气质、研究方法方面，也与当时西方史家最为吻合。

本卷所收12篇文章涉及历史观、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史学著作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传达出在史学研究中要求达到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境界之理念。

本卷所收12篇文章涉及历史观、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史学著作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传达出在史学研究中要求达到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境界之理念。作者在书中通过对若干具体历史问题的详细研究后指出，研究历史需要借鉴语言学派、考证学派等的方法，但并不能忽略历史学上的主观问题，研究历史不能只讲分析，历史学与史家对时代的主观感受有密切的联系，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在历史哲学方面，作者主要介绍了西方近代英国重要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并将其与中国的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增订本）是王汎森先生中国近代史学史经典作品。本书系在初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收录了王汎森先生关于史学史的重要论著，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等。

本书系在初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收录了作者关于史学史的重要论著，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