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基本史料和研究对象，所考察年代为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等四个时段（约公元4—11世纪）。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相关出土材料，在对具体文书进行整理和考释基础之上，还对文书所见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地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助于中国中古史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本书主要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基本史料和研究对象，所考察年代为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等四个时段（约公元4—11世纪）。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相关出土材料，在对具体文书进行整理和考释基础之上，还对文书所见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地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助于中国中古史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本书主要是对吐鲁出土文书的研究方法进行开拓性研究。作者在前辈学者梁启超、陈坦的学术研究基础上，重新论证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史学和文化学价值。同时，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全面校勘和识读，总结其方法，运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地面傅世文献进行相互对照校勘。作者还对唐长孺主编的四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标点、识读、注释方面的错误，进行全面更正。作者还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当今字典辞书的错误，进行校补。

本书全面系统地考释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疑难词语，以广博的征引，谨严的立论，朴实的文风加固着吐鲁番学的基础。

本书聚焦语言接触，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并辅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采用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方法，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与周边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从民族学角度解析语言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总之，在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语言接触，又从语言接触反观历史，宏大叙事与细节考证相结合，相得益彰。

本书聚焦语言接触，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并辅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采用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方法，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与周边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从民族学角度解析语言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总之，在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语言接触，又从语言接触反观历史，宏大叙事与细节考证相结合，相得益彰。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之一。20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邻国日本是收藏最丰的国家。本书作者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对流散到日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拟题编目。全书对于日本一些收藏颇丰、已有过全面拟题的编目，在充分尊重日本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登录和补充，对于一些没有编目的馆藏，则依据每件图版做了新的订题编目。

本书以新疆吐鲁番地区所出中古官府杂帐簿文书为研究对象，探讨上迄十六国高昌郡，经阚氏、麹氏高昌王国，下至唐代西州时期，中国地方政权及统一王朝治理吐鲁番地区的经济、政治制度。北凉计赀出献丝帐、阚氏高昌某郡綵毯帐、唐某年西州高昌县更簿、开元时期北庭客使领料钱抄等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进一步证明20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推行郡县制，其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与内地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在某些领域往往还能开启变革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藩镇制度、宦官监军制等唐代重大制度变革都滥觞于此。

本书以新疆吐鲁番地区所出中古官府杂帐簿文书为研究对象，探讨上迄十六国高昌郡，经阚氏、麹氏高昌王国，下至唐代西州时期，中国地方政权及统一王朝治理吐鲁番地区的经济、政治制度。北凉计赀出献丝帐、阚氏高昌某郡綵毯帐、唐某年西州高昌县更簿、开元时期北庭客使领料钱抄等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进一步证明20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推行郡县制，其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与内地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在某些领域往往还能开启变革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藩镇制度、宦官监军制等唐代重大制度变革都滥觞于此。